匯率波动对国际收支调节的有效性分析.docVIP

汇率波动对国际收支调节的有效性分析 ——以我国为例的实证检验 摘要：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能否有效调节我国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这一问题，笔者基于传统的M—F模型，提出了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国际收支与汇率扩展的M—F模型。并选取1985-2005年度数据进行Johanson协整检验，证明了模型所推导的结论，结果显示：在长期时间序列中，除了通过人民币升值外，还可以通过减少政府支出和控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来调节我国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而且调节效果将强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国际收支；实际有效汇率；扩展的M—F模型；Johanson协整检验 一、问题的提出 开放经济中，国际收支均衡成为一个关注的问题。1994年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不仅经常项目大量贸易盈余，而且资本与金融账户也有大量盈余，造成了我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现象。在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截止2005年年底，外汇储备已达8188.72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这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极不相称。按照国际收支成长理论，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应该经历四个阶段：新的债务国；成熟的债务国；新的债权国；成熟的债权国。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短缺，需要引入外资发展经济，国际收支一般是逆差，因此应该处于第一至第二阶段，而我国目前的国际收支并不符合这一情况，许少强(2003)认为我国正处于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1] 杨柳勇(2005)将之称为中国国际收支超前形式。[2] 我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现象还成为了西方国家批评人民币汇率低估的主要依据，这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了巨大的升值压力。汇率政策作为国际收支均衡的主政策，其取向需要以汇率对国际收支影响的效果为依据，因为一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汇率对国际收支调节的作用是有差别的。因此，人民币汇率的调整能否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进行有效调节，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讨论与研究的热点问题。 二、相关文献及评述 笔者收集整理了近年来对人民币汇率和国际收支关系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厉以宁(1991)利用1970—1983年数据研究得出，中国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之和小于1，马歇尔—勒纳条件不能满足。[3] 谢建国，陈漓高(2000)利用协整分析和冲击分解，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对中国的贸易收支并不具有显著影响，因而在中国现阶段，汇率政策并不是调节国际收支的有效手段。[4] 张明(2001)利用1985—1998年数据分析得出除了1986年和1990年我国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之和的绝对值大于1外，其余年份的弹性均严重不足，汇率变动不能有效地调节国际收支。[5] 胡智，邱念坤(2006)研究发现仅依靠汇率水平的调整不能够有效地对我国目前的国际收支顺差做出调节，可以尝试通过对国内信贷数额的调整来对我国国际收支进行调节。[6] 以上研究的结论均是人民币汇率变动不能有效调节国际收支，但也有一些研究作出了与上述研究完全相反的结论。陈华(1998)运用简单的OLS回归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分别得出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资本流动都存在较大的影响。[7] Chou(2000)认为，汇率变动对中国总出口、制造品出口以及燃料出口都具有长期负向影响。[8] 朱真丽，宁妮(2002)对1981—2000年数据OLS回归得出中国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之和为-2.71，绝对值大于1，汇率变动能够调节贸易收支。[9] 卢向前，戴国强(2005)对1994—2003年数据运用不完整替代模型的协整向量回归研究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对进出口影响十分显著。[10] 马丹，许少强(2005)运用Johanson协整检验发现马歇尔—勒纳条件能够满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能够改善中国的贸易收支。[11] 从以上文献来看，许多专家学者研究人民币汇率和国际收支问题时，大量运用了国际收支弹性分析法进行了研究与探讨，但是弹性分析法的缺陷在于它只倾向于经常项目的个别平衡，而不是对国际收支进行整体评价。胡智，邱念坤(2006)认为虽然目前我国实行资本项目管制，但变相的资本流动日趋频繁，资本项目的不平衡对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影响程度在增强，因此如果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调整仅以调节经常项目为主要目的，可能就不能对国际收支总体的不平衡做出有效调节。[6] 因此他们运用货币分析法对人民币汇率与国际收支问题进行了研究。虽然货币分析法将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合并起来考察，但是货币分析法仅仅考虑货币市场的均衡，忽视了极为重要的非货币资产因素的作用，也有一定的片面性。 综上可知，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和选取样本区间的差别，对人民币汇率与国际收支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本文试图将商品市场、货币市场与外汇市场合并考虑，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合并考虑，基于传统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