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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侦技术侦查案件的监督困境及完善 　　摘 要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对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进行技术侦查的权力。自侦技术侦查由于其特有的敏感性，一直处于立法之外。检察机关在享有权力的同时，在这方面的监督机制相当匮乏，甚至存在一定的立法盲点。本文的视角是对新问题――技术侦查法律监督困境的初探，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路。 　　关键词 自侦案件 技术侦查 法律监督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一、关于技术侦查的定义 　　学界对于技术侦查概念的研究一直围绕着其与相近名词“秘密侦查”的异同展开，要给技术侦查下一个准确的概念，要做到明确基本内涵、体现研究价值、顺应立法趋势。从基本内涵的角度来看，技术侦查同时包含了外在的技术性和内在的秘密性两个基本特征；从研究价值角度来看，无论讨论人权保障、法律监督、还是侦查实用秘密性特征都应该是我们的研究重点；从立法趋势来看，2012年《刑事诉讼法》新增的148条到152条中都采用了“技术侦查”的说法，而在证据适用和权利保护的措施中更为关注的是对“秘密性”的限制。所以，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我们应该统一采用“技术侦查”的说法，概念可以定义为：针对特殊案件以法定的程序和技术手段秘密进行的侦查措施。不可否认，这样定义是对广义的“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概念的同时缩小，但这使其内涵更为明确、中心更为突出、更具实际价值。法律监督的内涵。自侦案件的法律监督主体。“法律监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针对检察院自侦案件，从广义的法律监督来看可分为法院监督、内部监督、人大监督、人民监督员监督、律师监督、当事人监督、社会监督。但比较而言，在司法实务中后几种监督模式更多起到的是辅助作用，其地位是与法院监督和检察院内部监督无法相比的。所以，此处我们采用狭义的法律监督概念，主要讨论司法系统内部针对检察院自侦案的监督。 　　二、技术侦查案件的法律监督范围 　　所谓技术侦查法律监督的范围，即要对技术侦查中的哪些问题进行监督。从不的同角度进行分析，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从监督的时间不同来区分，可分为“司法令状主义”指导下的事前监督、侦查实施过程中的事中监督以及侦查终结后的事后监督；以监督的客体不同来区分，可区分为对侦查人员的监督和侦查技术手段的监督；以监督关注的重心不同，可以区分为对程序合法性的监督和对实体合法性的监督。 　　三、检察机关自侦技术查案法律监督的双重困境 　　自侦案件法律监督的固有难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又肩负着对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这就使得检察机关在行使侦查权的时候就必然要面临着自侦自监的窘境。实践中，对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内部监督主要是通过批捕部门和公诉部门来完成的，但由于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批捕和起诉部门应该提前介入侦查的情况，使得对侦查部门的立案监督和侦查过程中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而批捕部门和公诉部门拿到的材料也往往并不能完全反应侦查过程中的真实情况。 　　从人民法院对自侦案件的监督看，其对检察院自侦案件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审判过程中对证据的采信和最终的判决上，所以这种监督也无疑是事后的，而且由于职权的限制，这种监督只能是被动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法院的中立性决定了其必须平衡地对待控辩双方，如果直接介入侦查就打破了这种平衡，可能导致对一方的不公；因为我国并未设置预审法官制度，所以在正式审判前法院并不能很好地了解侦查情况，只能通过公诉部门提供的“二手”材料来了解侦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对侦查程序合法性还是实体合法性的监督更多的都是以在法庭质证、辩论过程中当事人及其律师提出的质疑为前提的，但由于当事人在侦查过程中的弱势，其质疑往往缺乏证据支持，而法院此时并不能主动调查取证。 　　从另一个维度分析，技术侦查的秘密性使得侦查监督难上加难。技术侦查的秘密性决定了监督部门提前介入侦查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对技术侦查的监督只能通过事前批准和事后审核两种方式进行。 　　对于事前审批，从批准主体来看，其实在技术侦查“合法化”之前，技术侦查措施已经广泛被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使用，其审批程序也都是采用内部申报的方式。技术侦查被写入《刑事诉讼法》之后虽然对审批程序进行了限定，但仍然没有摆脱自报自批的形式，这就使得批准的严格性让人担忧。而即使是内部审批，法律也并未规定审批主体，从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来看，这一权力很难交给同级其他部门来行使，报请检察长的方式则很容易使其以支持侦查为由把这种审批形式化。从批准条件来看，《刑事诉讼法》中只是规定了对“重大”案件“可以”适用技术侦查，这种纯主观的判断依据使得审批部门很难把握，对于没有事实依据但侦查部门坚持认为“重大”并且需要使用技术侦查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