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难题[精选].docVIP

学院：旅游学院 班级：旅本二班 姓名：杨闽芳 学号：132012010101 电车难题 情景一：设想你是一位电车司机，你的电车正以每小时60英里行驶，你发现，在车轨的尽头有5位工人在那里干活，你想尽办法停下来，但已经停不住了，你的刹车不灵了，直到你发现在电轨的尽头，刚好有一条分叉，而在那条分叉路上，只有1位工人，你的方向盘还没有失灵。你会怎么做？ 情景二：现在，你不是电车司机，你只是一个旁观者。你站在桥上，俯瞰电车的电轨，沿着这个轨道，在尽头有5名工人，电车的手刹照样不灵了，电车快要撞向那5个工人，现在你不是司机，突然，你看见站在你旁边的桥上是一个非常胖的人，你可以推他一把，他会掉到轨道上，刚好能停住那辆电车，他会死去，但他能救活其他5个人。现在，有多少人会推那个胖子。 在这个电车难题中，Sandel教授和将近千名学生聚集哈佛大学著名讲坛讨论了公正、平等、民主和公民权，提出了许多非常有见解的观点。但是，针对这个问题，更主要的，我想做如下补充，阐述一下我的看法。 对于这个电车难题，我本人赞同电车拐弯，赞同推下胖子以保全更多数人的生命。 比较情景一和情景二，我认为在情景二中，单纯作为一个旁观者，真正要做出抉择，并在极其短促的时间里，做出选择并且是要推下那个胖子以保全其余五个人的生命，这种行为所需要承受的心理压力比情景一的任何一种选择都要更大。因为此时你的角色只是一个普通公民，你并不像情景一中的司机那样处在一个你不得不抉择的地步，因为本身的职务迫使他必须做出抉择。你只是一个平民，只是一个普通的旁观者，你可以选择不介入此事，可以选择推与不推，这个角色不同于司机。另外，在电车撞人这件事上，司机作为凶手，他有电车这个行凶工具，而且他是被动地使用这个工具，在心理上会少受些创伤；而作为那个普通的公民，你所要做的是用双手推下那个胖子，即使此时你不是用双手，即使你选择了其他的“作案”工具，但是本质上你是主动使用这些工具的，也就是说，你是通过更为主动更为直接的手段对胖子行凶，显然你所要承受的心理压力将更大。综上，如果你最后的选择是推，你所承受的心理压力绝对比司机大。因为你的选择突破的不仅仅是事件本身，还有你的公民角色，你选择了行为的后果。 我想，如果一个公民能做到这样，他是伟大的。因为大多数人在这个点上都会迈不出脚，包括我在内，我们会认为这样做是残忍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在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坚定原来的想法了，我们会认为行为本身是错的，是不符合道义的。所以我们选择了旁观，选择了放弃选择，却在放弃中，仍然有选择，我们只能表示无奈。我们选择不作为作为对正在发生的事件的一种表态，貌似心安理得，其实这是一种懦弱的行为表现，因为，我们没有勇气突破事件本身，更没有勇气突破自身角色。在这个点上，大多数人不再坚持原来的结果主义，而是考虑到事件本身的人道性程度。从情景一过渡到情景二的过程，也是人道骤然引起人们关注的地方。因为人道程度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情景二中继续坚持结果主义带来的心理压力明显增大，所以才出现了情景一与情景二多数人选择不同的矛盾。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去指责哪一种行为是错误的，这并没有绝对的对错，就像这个事件，它并没有绝对的道德一样，无论司机是否选择转方向，那位公民是否选择推胖子，他们的做法都是可以理解的。 有另一种说法：“为了拯救更多数人的生命，杀害无辜的人，是不对的” 。对于这句话，字面上我是赞同的，但是深入的话，我想说，可能我们需要考虑更多，关于事件本身折射出来的问题。对于1:5，可能这样的比例并不明显，不足够刺激到你的判断。你可能说，生命的价值是不能用数量来衡量的。是的，我想说，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其实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电车难题”本身。假如那个胖子是爱因斯坦，是牛顿，或是爱迪生，那么我想，即使桥下电车里载的是一万名乘客，他们是普通公民，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来历，不知道他们将来会是谁，那么，结局将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问题出在哪呢？因为胖子不是爱因斯坦，不是牛顿，不是爱迪生。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将来会是谁，目前为止，我们所能做出的判断是：他和电车里的那些乘客并没有区别，都是平民。在无法判断质的情况下，我想保全更多数人的生命，这样做是明智的。如果，这个时候，你提出这样的质疑：“可能将来这个胖子会是个怎样怎样有作为、怎样怎样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觉得这样的质疑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难道这些说法不能适用于电车里的任何一位乘客吗？在这种情形下，难道我们不应该是保全更多数人的生命吗？类似的例子，日本的“50名死士”的事迹又作何解释呢？他们是将自己推向了死亡深渊，为了拯救整个民族的生命，甚至更多。他们是伟大的。难道他们这样的选择不是正确的吗？难道他们不是无辜的吗？难道他们不可以选择置身事外吗？这还是1:5吗？再回到刚才的话题，对于1:5，这只是打了一个比方，因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