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凡：少年感的宿命.docVIP

于凡：少年感的宿命 　　对于束之高阁中国传统艺术，有时候于凡会看得笑出声来，他感受到了难于名状的可爱与幽默，或许，这和他作品中同样的天真和内在的“少年化”如出一辙。 　　草场地，与不远处游人如织的798东西相望。因为保留了乡村的生活形态，这里的安静显得更有学术气氛。十年前，艾未未为草场地设计的建筑群早已被知名画廊和艺术家填满，而这一次，如水波一样的灰砖墙面上，浮现出的是一种几近“天真”的音律，而这个“扶墙走音”的主人，便是于凡。 　　作品《坐着的女孩》由16个女孩的单体浮雕组成，这些身着时髦紧身衣的女孩摆出看似矜持，实则萌动的动作，蠢蠢欲动却又欲说还休……批评家刘礼滨把于凡的浮雕作品类比做一种富于音律的“轻捻慢弹”――这个动作联系着于凡作品超越性背后的灵动抑或悸动，敏感抑或病态的气息。 　　无论是《上学的于果》、《坐着的女孩》、《雷峰塔和Lily》、《黑猫》或者带有于凡标志性的“小水兵”和“马”，都很难定义成具象或者抽象。于凡说，他很多作品中的形象，其实只是儿时脑子里一个“朦朦胧胧”的印象，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当然，除了他那件极具颠覆性的《王荣国》。 　　王荣国：放下架子，艺术家是什么样 　　2003年，于凡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做《王荣国》这件雕塑，这是一件高3.3米的大体量雕塑，完全写实，不带有任何艺术家的个人色彩。 　　于凡最早结识王荣国是因为家里装修，王荣国在于凡家做工人，后来他和王荣国成为朋友，还介绍他到美院的雕塑研究所做了一段时间的木工。2004年，于凡还把王荣国介绍给艺术家隋建国做助手。 　　“他是一个很典型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北京呆了十几年，从单干到加入装修队，又到后来――给艺术家做助手。他身上伤痕累累，一般木工很难全须全尾，什么都全，他的手指头去了一截……就是这样一个很典型的民工。”于凡说。 　　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甚至政治理想主义的学院式教育中走过来，于凡选择了最写实、最普通的手法；选择了一个最普通的人；选择了没有个人风格；也选择了不会有市场……在创作的这一年中，他没有任何助手，从做到翻再到修，都由于凡一个人完成。于凡说，“只有我自己做，这个事情才成立。” 　　一年的时间，于凡让自己忘记艺术，只是单纯地去复制这个对象。有时候，他需要王荣国来到他的工作室，让他进行临摹，有时候他照着王荣国的照片做。他想要知道，“艺术家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跟别人怎么相处。”而他的这件《王荣国》则给出了答案：“以前艺术家总是高高在上的，把一个模特做一个参考，然后做自己的风格；还有一种态度是美化现实，为政治需要理想化。总之模特就是一个参考物，永远不会是一个主体。而我是把模特当做主体，所有的东西不会加以我主观的处理手法，只是忠实地复制他。他――王荣国是主体。”于凡说，“表明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态度，艺术家应该放下自己的架子，要真正付出自己的时间，然后去做这个雕塑。” 　　于凡以一种足够严肃的态度向写实雕塑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告别，这个“实在到了极点”的《王荣国》成为于凡雕塑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于凡的理想变为“我类似在做一个杯子。”批评家刘礼滨将于凡的这一追求解读为“把雕塑做没”。 　　我前面多少年全都是弯路 　　采访于凡时，他刚刚从欧洲回来，对德国慕尼黑州立博物馆里中世纪的木雕记忆犹新。于凡当时看到那些中世纪的木雕很有感觉，因为跟他十年前特别想要做的雕塑高度吻合。他把木雕拍下来，上传到微信的朋友圈里，学生们看了惊呼，“这不是‘师爷’的作品吗？”这个时候一个念头从于凡脑海中一闪而过，“我要是早十年来到这个博物馆看到了他们的东西，那我这十年会发展成什么样？” 　　于凡经常告诉他的学生，“不要停留在想，有的想法需要动手去做。”教学这么多年，于凡知道学生们脑袋里面的“弯弯绕”，“总想着出什么点子，然后一炮打红，一炮成名，一下子吓到别人，一下子变成大师”，于凡说，“这不可能，你不把错误都犯完了，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当然，这也是于凡的人生经验，“如果你说我前面走的全部的路都是弯路，都没有问题。” 　　回到具象雕塑，于凡觉得，“这里的东西很多人都没做过，这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或者是根本中国就没做出的东西，我想去做。” 　　或许不能假设如果十年前于凡去了慕尼黑看到了中世纪的木雕，现在会如何。但是于凡又说，虽然以前的十二年全部都是弯路，但其实也是最正的路，“人这一辈子前面所发生的事情，无论是艺术还是生活，没有什么事儿是不应该发生的。其实都是对的，是对自己有好处有帮助的。” 　　少年的宿命 　　“扶墙走音”的展览中，有一件作品《上学的于果》，于果，正是于凡的儿子。 　　于凡说自己的童年没有于果幸福。那时候跟现在差不多，他总是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他不怎么好好学习，甚至初中都没有毕业，但是他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