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武侠电影中女性形象的演变与发展.docVIP

中国武侠电影中女性形象的演变与发展 提要：中国的武侠电影与其它类型动作片一样，是一种极度张扬“阳刚”美学的类型片种，这种强调男性特质与情义冲突的叙事文本常常将女性角色进行边缘化。本文试图从性别角度对这一传统类型电影的女性形象进行深度剖析，以便呈现出女性身份在武侠电影发展过程中的时代变迁与精神内涵。 关键词：武侠电影 性别 情义主题 作为一种超越现实情境同时又影射世俗社会的经典叙事文本，武侠电影所融汇的幻想色彩与剑客精神是其它类型电影难以比拟的。“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这种稍显狂妄的诗篇无疑是对庄子式的“逍遥情怀”更豪迈而积极的注解。在武侠文化所开创的千古江湖之中，传统之美被具体演绎成为各种气派万千、无拘无束的情感意象，武功心法、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宗教伦理、经脉医学，或隐逸、或从俗，或粗犷、或婉约，借助曲折突变的故事情节与汪洋恣肆的的武打动作，营造出气度非凡、变幻莫测的生命境界。 然而我们又必须意识到，作为一种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且深深植根于主流伦理道德的叙事类型，武侠电影在本质上与人们熟知的唐宋传奇和武侠小说一样，是具有强烈性别倾向的。清代蒲松龄曾在《侠女行》里这样描述女子行侠时的自在洒脱：“分提玉龙三尺剑，严装遥抵深堂幽。绣榻方入梨花梦，白刃交劲戈摏喉。”但事实上，在武侠电影的象征语境里，“江湖”是一种与安稳保守的家庭概念相互对立的现实隐喻，抛弃家庭仗剑出游对于男子来说尚且不易，更何况对那些素来被认为只懂得绣花针织、相父教子的纤弱女子，要想挣脱千百年礼教的束缚，就势必遭受更多的精神磨难。 基于“男尊女卑”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女性在武侠电影里常处于边缘化位置，被迫承载了许多负面意义的个性特征，有时甚至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叙事规范被广泛使用，从而才会引起人们如斯的感叹：“江湖女子都是凄凉的。闯江湖的女子对自己而言是残忍的；实际上，一入江湖深似海，没几个是好下场的。” 因此，要想准确把握女性角色在武侠电影中的地位成因及其内在特征，就首先需要了解这一电影类型的叙事规则与核心观念。与其它以戏剧冲突和情节张力为基本构成的叙事模式相类似，“情与义的矛盾冲突”是武侠电影的主要问题，而无论是矛盾的产生、激化到最终解决，所具有的基本价值范畴也相对稳定且自成体系：一是世俗所认定的价值，比如金钱（神秘宝藏、长生不老仙丹）、地位（江湖霸主或武林盟主名号）和声望（天下第一剑客）；一种是各种社会情感关系，比如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师徒之情、男女之爱与朋友之情；还有一种是基于责任的“道义”，比如对抗邪魔匡扶正义及兄弟之义。凡是武侠电影都脱不了这三种具有明显高下区分的价值观念之间的相互冲突。 所谓“义”，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内涵，是一种超越自我指向他人的精神存在。“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 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多半以利益为先，“至说为朋友而牺牲性命、为原则而放弃前途的人，那就更少了现代会，早已没有人期望别人这样做。但在武侠电影里，这些在世俗生活中多半行不通但人们又极度渴望的理想情怀常常得到某种程度的还原与诠释。而能否抗拒权势的诱惑，抛下情感的痴缠，弃绝个人利益去追寻侠士所讲求的“道德原则”，甚至不惜为此失掉性命，常常是武侠电影价值判断标准的核心内容。由此也可以发现，以女性为主要人物所构成的世俗情感关系，与以责任道义为目的所构成的是非道德关系在多数时候是二元对立的。这种“非此即彼”的道德划分以及思路明确的价值倾向，是最终形成武侠电影中女性角色从属地位的深层原因。 女生男相：简约刻板的性别装扮 虽说女性在武侠电影中的附属身份由来已久，但耐人寻味的是，自在银幕上出现了所谓的“侠客”开始，行侠仗义的女子形象其实并不少见。1928年首部引发武侠片拍摄热潮的《火烧红莲寺》里就有女侠的形象，洪金宝的祖母钱似莺更是担任了该片的武术指导。在随后相继出现的《荒江女侠》《白芙蓉》《女侠李飞飞》《女镖师三战神鞭侠》《罗刹娇娃》《玉面阎罗》……时里有孕妇，忽患蛊症，某以芫花酒下之，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是某一举，杀三人。阴司见诛，降为女子。”待以“贱隶”之身建功立业之后，才可“赎其前罪，还其本身”。如此看来，红线女的种种义举，均是为了赎还前世的罪愆，而那些女性化的身形样貌，只不过是男性的品相与附庸罢了。至于像《孝女复仇》里为父报仇后随即自尽的胡氏、复仇自杀的申屠氏，甚至到1990年拍摄的《索命逍遥楼》里冤仇得偿后隐逸山林的单娥，也都只是武侠电影里忠义节烈的化身和变体。 由此可见，“女生男相”，是武侠电影塑造女性的基本模式之一，或是从言行举止到性格的中性化趋势，或是直接以女扮男装的剑客身份行走江湖。这样做，从叙事逻辑上看是为了起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