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赋的文体特征的无规范性以及唐赋形式的两极分化[精选].doc

论赋的文体特征的无规范性以及唐赋形式的两极分化 尹占华 内容提要 赋是介于诗与文中间的一种文体，但对于“什么是赋”这个问题却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赋的文体特征本来就不规范。故判断一篇作品是否是赋还是应当以题目为标准，以赋名篇者即是赋，否则即不视为赋。正因为赋的文体特征不规范，唐代赋的创作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即：一是增加限制，强化规则；一是弱化规则，进一步模糊与其他文体之界限。前者以律赋为代表，后者则导致赋的散文化与非文学化。 关键词 赋 文体 律赋 散文化 非文学 　　　　一赋是介于诗与文中间的一种文体，但是如果要问：“什么是赋？”要给“赋”下个确切的定义，可不像给数学概念下个定义那么简单，无论你怎样概括，也无法把历史上的赋作品都包括进去。赋与文的区别比较容易，因为赋要押韵，而一般的文是不押韵的。但是诗也押韵，铭、赞等文体也押韵，赋与它们的区别又在哪里？可见以是否押韵作为判断是否是赋的标准是不行的。赋要押韵，但押韵的却并不都是赋，押韵仅是赋的必要条件，但不充分。关于“什么是赋”的问题前人论述得不可谓不多，但仍然不能给出一个满意的回答。有人从渊源的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如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文选》班固《两都赋序》）；刘勰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章学诚说“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校雠通义》卷三《汉志诗赋第十五》）。有人从文体功用的角度去解释，如说“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引“传曰”）。有人从文体特征的角度去论述，如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文赋》）；挚虞说“假象尽辞，敷陈其志”（《文章流别志论》）。有人从字义的角度去说明，如郑玄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周礼·大师》“六诗”注）；刘勰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诠赋》）；刘熙载说“赋从贝，欲其言有物也，从武，欲其言有序也”（《艺概·赋概》）。今人论赋者，早已概括了赋体文学的种种特征，如形式上的押韵，艺术手法上的直陈铺叙，构篇上的主客问答，文辞上的藻饰，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概括无疑都是正确的，但除了押韵一条外，其他都无法规范所有的赋作，显然以之作为衡量的标准是行不通的。赋的这种上不同于诗、下不同于文的处境，既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尴尬。以赋相对于诗的优势而言，则正如刘熙载所说：“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叠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艺概·赋概》）相对于文而言，赋更适于驰骋才学，也正如王世贞所说：“作赋之法，已尽长卿数语，大抵须包蓄千古之材，牢笼宇宙之态。”（《艺苑卮言》卷一）刘熙载所说：“赋兼才学，才如《汉书·艺文志》论赋曰‘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北史·魏收传》曰‘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学如扬雄谓‘能读赋千首，则善为之’。”（《艺概·赋概》）但赋的尴尬境地也是明显的，因它很容易右倾像诗、左倾像文，以致“赋将不赋”，丧失了它自己的特征。汉代以铺陈性的大赋著称，但也有抒情之赋，章炳麟《国学讲演录·文学略说》说：“然赋亦有缘情之作，如班孟坚之《幽通》、张平子之《思玄》、王仲宣之《登楼》，皆偶一为之，非赋之正体也。”但此种“非正体”之抒情赋在魏晋南北朝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在形式上大量地以五七言诗句穿插于赋中，甚至通篇都由五七言诗句组成，不仅抒情，且与诗形似。此等似诗之赋，被理论家批评为：“赋至齐梁，淫靡已极，其‘曲家小石调’、‘画家没骨图’，与观此篇可见。”（祝尧《古赋辩体》卷六江淹《别赋》解题）赋的“以古文为路，由是而赋”（王芑孙《读赋卮言·总指》）的做法也于唐宋大开，亦即祝尧所云“其首尾之文，以议论为驶，而专于理者，则流为唐末及宋之文体”（《古赋辩体》卷三司马相如《子虚赋》注）；李调元所云“盖以文为赋，则去风雅日远也”（《赋话》卷五）。赋体文学的这种创作危机，其实正反映了作为文学体式之一的赋的两难处境。汉大赋铺张扬厉，重文轻情，挚虞批评说：“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文章流别志论》，《艺文类聚》卷五六）南朝赋情采兼茂，赋向诗靠拢，批评者却说他们重辞轻理，祝尧说：“以至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工则情愈短，情愈短则味愈浅，味愈浅则体愈下。”（《古赋辩体》卷五三国六朝体解题）宋人大开以文为赋的法门，在赋中发议论，“理”是具备了，但与文的界限也泯灭了，批评者说：“赋之本义，当直述其事，何尝专以议论为体邪？以议论为体，则是一片之文但押几个韵尔，赋于何有？”（祝尧《古赋辩体》卷八宋体总论）还是不行。其实，这怪不得历代的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