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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新时期文学中的浩然评价 前新时期文学中的浩然评价凸显浩然文学研究中文学性阐释的有效性，丰富浩然研究及评价的客观性，以期进一步深化浩然研究 在前新时期文学创作环境里，即17年和文革文学时期，没人能像浩然这样在党的文艺政策规束下如鱼得水般地写作。这就构成对浩然创作评价的最大困惑，即究竟以什么样的尺度和标准来评价浩然小说?提到浩然，几十年来只有两种态度，要么极力否定，要么部分肯定，且全都是围绕政治话语展开的论说。浩然何以成为17年到文革农村小说的一面旗帜?作为一个极具“样本”意义的作家，浩然在文学上的成就究竟该如何评价?怎样有效解释浩然小说剥离政治意识形态后的文学魅力?这些问题至今都悬而未决。回顾浩然研究，50年来很少有人真正从文学本身谈及浩然，甚至连最起码的艺术性都很少被关注，比如表现手法、结构支撑、语言特征等。对于一个有极强文学天赋的作家，仅仅从时代因素考证他的成功是片面的，倘若没有足够的文学造诣，浩然不可能借时代的风帆在众多农村小说中脱颖而出。即使脱离政治，回到文学本身，浩然作品依然能带给读者诸多丰富的文学感受。出于个人阅读感受，我认为评价浩然，也必须从文学体验本身出发，回到其特定的历史时空，在一个农村题材占据重要创作比例的时代里论及浩然。 从作品出发，本是文学研究的基本素养，可如今对于浩然这类和政治意识形态靠拢的创作，评论者很难跳出意识形态去看作品本身写得怎样。以《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为例，无论是《艳阳天》里秋后麦收分粮还是《金光大道》里反对发家致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从经济学角度看，无非是采用单干还是合作化以谋取最大经济利益的两种生产手段而已，只不过在特殊时代下，作家借“走哪条道路”的政治化问题演绎农村的生活故事。否则仅从政治解读文学，我们无法解释当时不读书报的妇孺农民也成为浩然小说钟爱者的原因，相信当时爱读浩然小说的大众，不是寻着小说里时事政治而去的，他们并不关心萧长春、高大泉是不是合格的马克思、毛泽东主义者，也不关心无产阶级怎样战胜资产阶级，他们只是被曲折的故事，生动的人物，贴切风趣的语言而吸引。而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一开始就聚焦作品显现的政治性，不断忽略文学最本质的艺术性问题，我们没有更多地思考浩然的创作为什么较之其他农村合作化小说更能满足时代的需求。虽然无法成为超越时代的厚重作品，但也是当时的优秀之作。那么究竟它好在什么地方?正如笔者一开始提到的，浩然创作虽涉及农村合作化等政治经济问题，但这些都不是衡量文学优劣的尺度。作为新中国写农民的作家，他不具备超越时代的气度，但他写出了自己的感受，写出了不同于知识分子作家对农村的体会，即使知识分子有着比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却没能写出比浩然更吸引当时读者的农村故事，这是为什么?除了众所周知的浩然具备知识分子缺乏的农村生活的丰厚积累以外，笔者认为他的创作打动读者的根本因素从未被关注。拨开政治阶级斗争情节表层，浩然的农村小说里其实构设了一个民间传统夺权与反夺权的故事。无论《艳阳天》或是《金光大道》，真正吸引读者阅读心理的是马之悦、冯少怀之流渴求权力与萧长春、高大泉之类单纯为集体谋福精神之间的矛盾对立故事。这个矛盾以各种形式演绎在中国由古至今的社会里，自古就有官场夺权之争，今天社会仍然有以权谋私的官员与一心搞好本职工作、为自己所在集体谋福的好领导的争斗，社会文化论文《前新时期文学中的浩然评价马之悦和萧长春换着外表，出现在不同时代的社会中。实际上，“走哪条道路”在浩然作品里带有一种虚幻性，就萧长春或者高大泉式的农民人物的政治水平而言，无法说他们是马克思社会主义者，我们认可的不是他们的政治素养有多高，魅力在于这个人本身，他们不是为个人谋私的农村干部，他们一心想着怎样搞好农业社。抓住主人公的这点魅力就是小说真正打动人心之处!现在我们无法对那个时代的政治做评判，但任何时代都有勾心斗角的人，也有为集体无私谋利的人，这种人性的矛盾和斗争是可以脱离政治存在的，无论什么意识形态性质的社会，都有这样的人性矛盾，如《水浒传》里高俅一类人和宋江一类人，这两种人性构成社会生活永恒矛盾。事实上，浩然作为一个作家而非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可以大谈创作中的政治理想，但作为小说家写作时，尤其遇到激动人心的情节时，激动他的是集体情怀下萧长春式人物的道德美善力量。作家在《口述自传》里提到:“在所有作品中，我最偏爱《金光大道》，不是从艺术技巧上，而是从个人感情上。因为从人物故事到所蕴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和《艳阳天》一样，当时读者就认为我写二林、彩凤这样的中间人物写得好，但我不喜欢他们。今天，经历了这么多人世纠纷，对这种有点自私，但无害人之心的人是否比较理解了?但不，我还是不喜欢自私的人。我永远偏爱萧长春、高大泉这样一心为公，心里装着他人的人，他们符合我的理想，我觉得做人就该做他们这样。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