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铭精英民主农村治理的可能模式..doc

乡土精英治理：当下农村基层社区治理的可行模式 张 铭* [内容简介] 本文探讨了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农村基层社区的治理形式问题，指出既有的政治与行政强控制治理模式不仅不能适应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所提出的要求，也是当前农村很多问题的一个重要产生根源。作为走向农村基层社会自治的过渡形式，带多元互动色彩的乡土精英治理模式能有力推动基层社区自治的真正发展，因而也是当前中国农村基层社区自治建设中一个较适合国情的选项。 [关键词] 基层社区自治 乡土精英 多元互动 治理模式 由于革命动员的历史影响和启动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我国长期以来对农村基层社区的治理形成了一种政治与行政强控制模式。应该说，这一模式的推行既有自身的政治文化土壤，同时也为一个缺乏现代化内在动力的转型国家提供了强制启动现代化的动能。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局面的不断打开，早先有相对合理性的政治与行政强控制模式很难再适应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所提出的进一步要求。高度集中的权力的腐败与不受控制、市场的严重扭曲、“社会资本”的失落、民间社会的孱弱、平面沟通与参与的缺失、社区自我管理能力的不足等等，是这种强控制模式长期运行的必然后果。所有这些如果在今天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扭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是难以走上健康轨道的。因此，改变既有的政治与行政强控制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改革的当务之急，而实现农村基层社区自治应是这一改革的主攻方向。考虑到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既要避免治理模式转型中可能出现的动荡与不稳定，也要最大限度地挖掘与利用现有的本土资源，因此，我们当下的任务并不是要求基层社区自治的“一步到位”，而是要去寻找一条从政治与行政强控制向农村基层社区完全实现自治的过渡道路。在我们对基层农村长达两年的实证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认为，走带有多元互动色彩的“乡土精英治理”之路应该是一个较适合我国国情的选项。 一、乡土精英治理模式的战略着眼点 为了防止产生误解，我们首先有必要对“乡土精英治理模式”这个概念加以某种澄清。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我们知道，所有现实中的人类社会治理多少都具有精英治理的色彩，这包括我们现行的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在内。那么我们在这里所提出乡土精英治理模式这个概念与我们现行的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相比有什么特殊规定呢？我们认为，这特殊规定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在精英选择机制上重乡土化，重选择本身，而不去强调选择的形式是不是具备“民主选举”的特征；二是在治理上，注重对农村基层社区自治内涵发展的强调而不是对自治形式的追求；三是强调新治理模式本身所具有的过渡性，强调它的自我发展而不去强调它的完备。正是这三个特点，构成我们所主张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与现行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主要差别。因为在我们看来，后者虽然也属于精英治理模式之一，但它在自上而下任命精英的同时追求表面化的民主与选举形式，它拥有基层社区自治的形式但完全不关注发展基层社区自治的内涵。很显然，走向农村基层社区自治这一重大的历史任务不是现行治理模式所能担负起来的。 就新治理模式的第一个特点来讲，选择乡土精英时不去注重民主选举的形式，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对农村基层社区领导人的挑选中不需要去考虑基层社区居民的感受、认同、参与和支持，而只是说我们不一定要把基层社区领导人的遴选与村民直接选举这样的形式挂起钩来，不要把它看成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看成是可以完全由社区“自己”解决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当下中国衡量“乡土精英”的标准不应该建立在诸如民主、选举这类抽象原则的基础，而应该建立在一些具体的功能性标准的考量基础上。比如我们要注意，这些精英能不能代表基层社区发展的长期利益，能不能高瞻远瞩，能不能合理自律，能不能带领整个社区持续稳定地发展，能不能推动社区在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的培养上有所建树等。总之，我们对乡土精英的考量标准是“功能性”的，着眼于未来自治的发展，而不是什么“选票性”的，着眼于眼下合法性的获取。 应该说，选择社区精英的标准并不具有什么唯一性，也不是选票性的标准就注定不如功能性的标准。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两个标准在某种情况下也不是绝对不能统一。而我们之所以注重功能性标准而不注重形式性标准，主要是考虑到我们当下的国情，考虑到农村基层社区在政治文化领域与精神信念领域的发展现状。我们在金光村调查过程中看到，在一个缺乏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的社区中，把希望放在民主选举领导人这一做法上实际并不明智。这些年农村基层社区领导体制变革的经验表明，这一做法的最后结果很容易强化农村基层中家族或宗族间的隔阂，很容易使农村基层社区中的弱势群体失去受保护的权利， 极端情况下，选举甚至会给农村的黑恶势力以表现的机会。 也正因为村民选举结果有着种种的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