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插图中国史》与初中历史教材的粗略比较[精选].doc

《剑桥插图中国史》与初中历史教科书的粗略比较 我从书店里买回了一本《剑桥插图中国史》，作者是美国人Patricia Buckley Ebrey。空闲时间读完了整本书，感觉如遇一知己，“交谈”甚是投契，总有清新明快之感。 在回味咀嚼之余，忽然联想起自己上课使用的初中历史教科书，感觉少许失落与无奈。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编写出一本妙趣横生的历史教科书呢？为什么孩子们都得接受枯燥僵死的历史教育？问题并不在历史本身，而在于编写目的和方式。 将《剑桥插图中国史》与初中历史教科书作某些方面的比较，（其实二者并没有多少东西可作比较，它是专业的历史书籍，供研究者及爱好历史的一般读者阅读，而历史教科书是面向广大的中学生，受众不一样。但凡事没有绝对，毕竟二者都是历史书。）我认为历史教科书有必要从它身上吸取某些养分。下面我将二者作一些粗略的比较： 一、单规律与多规律之别 整套初中历史教科书有其完整的规律可循，那就是彻底贯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历史教育的主线。这条线化作无数的分子，深入到每一历史事件的细节。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硕鼠》是《诗经》里的一首民歌，歌中把奴隶主比作贪得无厌的大老鼠，奴隶们不堪忍受剥削，一心想从奴隶主的土地上逃跑，寻找安乐的地方。”（《中国历史》第一册34页）编者对《诗经》里的作品的选取并没能体现《诗经》“性格”。所谓《诗经》“性格”乃是“后人归纳出了所谓‘赋、比、兴’的美学原则，影响达千年之久。”（李泽厚《美的历程》）课本里的选材，难免会让别人有错愕之感，《诗经》的精神是在讲阶级斗争？ “李自成抓到福王，怒斥道：‘你是藩王里最富的，在当今战乱饥荒年月，却不肯拿出一丝一毫来赈济百姓！’说完令人打他40大板，然后砍头示众。”（《中国历史》第二册94页）农民战争有其必然性也兼有了残酷性，阶级斗争的可怕之处让我联想起“文革”时期，革命的最高境界就是必须从肉体上消灭敌人。这对于初中生来说真的有教育意义吗？ 作为一本由西方人写的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Patricia Buckley Ebrey从不试图用一条普世规律去解释一切的历史现象，或许她压根儿就没这么想过。人类文明的发展不可能只让一条规律起作用。她在序言里说：“首次访问中国的西方人可能会发现大量好奇的、惊讶、迷惑、刺激乃至沮丧的事情。中国人的人口总数就让人大吃一惊：有10亿多汉族人——比东欧、西欧、北美的人口总数还多。这么多人怎么能把自己视为共享同一种的文化的呢？为什么语言、宗教或生活方式的差异没有使他们像世界上其他民族那样分裂成相互猜忌的群体呢？一个单一的政府是怎么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的？”。对于以上这些问题，阶级斗争怕是解释不了。Patricia Buckley Ebrey更多地从社会、宗教、道德伦理、地理环境，特别是民族文化等多方面思考，尝试寻找历史现象背后的东西，这就不是单一规律所能涵盖的。 二、叙述性描述和结论性描述 “汉文帝和汉景帝在位的几十年间，统治者实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经济持续发展，历史上称这一时期的统治为‘文景之治’。”（《中国历史》第一册53页）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有利于北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加速了北方各族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孝文帝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改革家。”（《中国历史》第一册105页） “隋朝杰出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桥，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欧洲出现类似的桥，比赵州桥晚七百多年。”（《中国历史》第二册30页） “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即将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条件。”（《中国历史》第四册109页） “《荷马史诗》相传为盲诗人荷马所作，包括很多神话，也有不少历史传说。它是欧洲最著名的长篇文学作品之一。罗马人维吉尔写的史诗《伊尼特》也很有名。”（《世界历史》第一册33页） 我把上面的材料归纳为“结论性描述”。初中历史教科书充斥着大量的这类型描述，这些也往往是考试的重点，想必这也是学生们最深恶痛绝的原因。“结论性描述”的缺点是知识板块分裂、僵死，毫无生趣。其特点是结论先行而历史事件的叙述极其简明扼要，也许有人认为这符合初中生的特点。 与它们相反，《剑桥插图中国史》的重点却是对历史事件或现象作较为详细的叙述，整本书都难以找到多少结论性的东西，我把它叫做“叙述性描述”。正因为如此，我在阅读时没有任何负重之感。试看下面两段的叙述： “玄宗妃嫔众多，有儿子30个，女儿29个，但有个女人曾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在他的一生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在大众文化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玄宗在年近六旬时爱上了年轻的杨贵妃。杨贵妃像玄宗一样喜爱歌舞音乐，但这位美人没有政治头脑，她宠爱一个新任命的胡人节度使安禄山。昏聩的玄宗对安禄山恩宠有加，使其在北部和西北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