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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的评价问题 荒木见悟 中华 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 荒木有佛教与儒教，1963年，明代思想研究，1972年，佛教与是明学，1979年，明末宗教思想研究，1979年。 一 朱子之后学派没有分裂，阳明之后学派四分五裂，既有稳健派，又有过激派，这是为何？ 朱子学的实践思想的中心是格物致知，此说意谓：对客观世界的事物，穷其一事一物之理，并通过积累，确认和体验贯通天地万物的理之存在。贯通天地万物的理的存在，是实现这种确认体验理的前提（意谓，必须先有这种理的存在，才有确认体验贯通的可能）这个理，朱子称之为定理，又称本然一定之则（见大学或问），人对这个定理，是不能作出安排的： 天地之间，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当见得不假毫发意思安排，不著毫发意见夹杂。自然先圣后圣如合符节，方是究竟处也。文集卷三八答黄叔张 是客观存在的，是最根本的，然后就是气的问题。朱子认为理比气先： 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气 认为理是比气优先的实在。为了维护理的权威，又称之为天理或天下之公理，把它作为人的行为的先验的准则。所以他论人品时，最看重的就是肯定天理的权威，而且必须要顺从这个天理。这就是特别强调敬的原因。 他在大学或问的一开头，就要人注意对天理的敬畏之心：“敬之一字，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敬者，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也”。所以他所说的敬，就是要人从属於天理，在人心中培育绝对顺从天理命令的习性。因此，“定理”就成了朱子学得以成立的首要关键。 在朱子的心性论中，不主张“心即理”，而提倡“性即理”，这是从上面的思路中来的。朱子所谓的心统性情，在性与情之间分出界线，把性与理等同，情却不能直接看作理。他认为，情受气质的左右，不能和性保持一致。性是理在心中的贮藏所，这就好象心中存在着神秘的殿堂一样。而情则是不稳定的区域，不能与性相比。这样一来，朱子的心就成了二重构造。情与性相比，只能处於低级地位。通过感官来直接感知外界事物，这是情，而不是性。外界的各种变化，性都能察知之，但若没有性的指示，情不能恰当地对待所感知的事物。所以性是根本的决定性的。因为性是理在人心中的存在，它超越了人的心，是客观真理。这样的性具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作为超越性的实在，它一定要保持自身的同质性，（即不被非它的东西所改变，这也就使它不能直接面对通过情而来到心中的外部情势。或者说性不能直接直接处理人心之外的事物，他要通过情来感知事物，再由性来调节情对事物的感知。其中有些感知是不合天理即不合乎性的，就要顺从于理与性来调整情。若只是情，人就与动物无区别了。）这样的思路，就造成了如下的思想：即关于人的固定观念。客观世界的变动并不引起自身体质发生相应的变化，反倒要求客观世界与自己心中的理的活动相吻合。在这里，发生了理和现实的背离，引起无视现实和人情的道德观念。这就是朱子的格物致知思想必然到达的结果，于是道学一词也就成了不懂世故，似是而非的学问之同义语。 元以后朱子学成国教，这是因为其中关于理的看法，有利于统治者对人民的控制统治。官府的法令，是天理，人民必须顺从天理，因此必须顺从官府法令。不管朱子一生治绩如何，他的思考方法与体质，为强化皇帝的权力提供了便利。在统治者的利用下，在理的美名下，具有了使人的性情枯竭，约束人的生活的性质。因此陈白沙叹息说：“宋儒言理太严”（陈白沙集卷三复张东白）。朱子学以官学的权威自居时，只有信奉它，才被认为是忠实的臣民，要对它进行批评，是困难的。但人心不会永远慑伏於特定的教理权威面前，只要有谁挺身而出，就必然会燃起改革的烽火。肩负这一历史转换任务的的就是王阳明。 二 统治阶级总是依靠稳定的理约束人民，谋求长治久安。但人们对所给予的理毫无怀疑，毫无批判地接受时，这样的理就使人丧失了人的本心，以致使表面的伪善者比比皆是，社会的发展停滞不前。由统治者按照猫的样子驯养出来的就是善人，就是良民，这种风气到处漫延，从而丧失了积极追究社会黑暗的热情。为了防止这种弊病，必须经常反省理所构成的由来，以便作必要的改变，以适应历史的现实。朱子把理分为“所当然”和“所以然”（大学或问），通过前者可以确定现成的理，通过后者则是想要探究其成立的根源，这恰恰恰是想避免理的僵化。然而如前所述，他严格区别理和气，区别性和情，一再坚持理的优先地位，为此，理离开气（历史的现实），不免具有独自游荡的倾向。对於理完全成为虚饰的工具，堕落为满足私欲的手段这种实际情况，王阳明做了如下的描述： 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辩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谼，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尔我勝負之意，彼此藩蘺之形，而况於天下之大，民物之眾，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怪於紛紛籍籍，而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