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90年代中国先锋艺术的拓展与困境..doc

王岳川：90年代中国先锋艺术的拓展与困境 先锋艺术作为思想解放的产物，在8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然而，进入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氛围的总体转型，先锋艺术姿态的身份变得日益暧昧、日益复杂，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先锋已经成为变化迅猛世界的旁观者，或许可表述为：先锋正在成为“后卫”。 在我的文化话语研究中，我并不将小说、美术、音乐作为“史”来研究，而是作为“知识范型”来研究，不关心排行榜上那些自封为前卫的或时髦的艺术家，只关注具有文化学术意义的文本与创作，将一些尽管时髦一时，但不具有文化表征意义的作家、画家、歌手淡化掉，而将我所关注的具有思想推进意义的“沈默的一群”的创作，作为这一时期的意义延伸的“问题表征”来处理。作为文化史的描述，我力求客观而非面面俱到地评述各种存在的文化现象和为人物排座次，并不以个人的好恶决定取舍标准。当然，任何阐释都必然会带有论者的自身思想烙印，这也是反复被当代解释学所证明的道理。 一 小说叙事技术化与先锋身份焦虑化 1999年一开始，不少纯文学刊物就纷纷宣布倒闭，实行了商品社会冰冷逻辑的“安乐死”。小说的旺年旺季却如此背运，一方面是由于小说的粗制滥造和过分的欲望化使读者感到其中精神的贫瘠，小说在形式上愈来愈玩“叙事魔方”而远离生活本身；另一方面是由于过快的生活节奏让人很难再读完厚本的虚构小说，尽管小说出版年复一年日益增多，但读者却年复一年日益减少。虽然《大家》等刊物推出联网作家，甚至以重奖来招徕读者，甚至作家刘震云闭门八年写出长达200万字的超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仍不能恢复小说在80年代那种一部风行而天下争阅的盛况。小说回到了想象虚构叙事，回到了个体私人内语言的描写，回到了语言的重新组合，不再负载小说以外的精神及道义，小说只是小说。于是，充满语言游戏的小说，在当代文学中已不可能再领昔日的风骚了。 一，话语消解的口语写作及其私人化视域。 更深一层看，小说创作事实上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写作危机。当某些作家打出文学世俗化旗号时，他们强调的是一种私人写作，写本能、写欲望、写生存的浅层次状态，于是，在现代化即世俗化这个新神话面前，他们以世俗化为依据，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崇高、神圣和一切有关价值的问题，全身心地告别精神而回到私人性的欲望化写作。但殊不知，现代化是从中世纪神学的压制下逃离出来而标榜人的合法性的，而现代的作家在标榜人的合法性时并未遭受到神学的压制，相反，他们是在反人性、反人的尊严、反人的深度的时候，一步步地张扬了人的兽性成分，或者说告别了人性而逐渐走向人的自然性。 其实，福科早就发现，现代的先锋派文学与学院派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正是在大学教师和学生的阅读评论中，先锋文学才得以通过选择权威化和制度的合法化发挥功能，因此，大学在现代先锋文学的传播和再生产中，既是权力操作者，又是话语的接受者和播撒者。小说不再成为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而是成为作家玩弄叙事的狭窄领域，以及搞当代文学的大学教师的研究对象而已。这或许可以说明，小说创作是怎样变成文化游离中的本能叙事的，成为游离于时代发展之外的个体的身体自恋的玩弄者，成为现实价值之外的冷漠旁观者。于是“文学革命”变成了个人角色化的转换，叙述人据说不再超越叙述而成为叙述中的一个自恋角色。小说展现的仅仅是一些卑微灵魂的卑微生活，以及卑微的欲望和卑微欲望的些许满足。小说不再成为大众反省生活、直视灵魂和感悟世界的窗，也不再具有文学自身的超越性和提供他者经验的参照性，而仅仅成为世界沉沦中的自我身体抚摩的确证。 引人注目的是，近几年小说领域滋长这一重写私人话语和本能欲望的氛围。我认为，当代作品中对“个体”或“身体”欲望写作的关注，以及其向世俗性写作发展的理论根据，都有其合法性的一面。我承认人的合理欲望，不否定人的合理欲望的表达，认为在文革否定人的合理欲望之后，应该给真正合理的欲望正名。但是，我强调“度”的问题。这种尺度感使得小说在告别过去的政治话语时，不一味在虚假的个体私人生存意趣上从事着暧昧的语义缠绕，甚至满足于在个人欲望话语的泡沫中剔除残存的诗意。而是在告别“政治化写作”与“欲望化写作”之后，走出写作困境和价值迷茫，找到自己真正的“生命写作”位置。 近十几年来，先锋小说遭遇到市民性小说的强有力挑战，其中，尤其以王朔式的“世俗关怀”的调侃性和日常口语凡俗性，日益明显地消解着先锋们的实验性书面语的深度性、批判性、超越性，从而在整个文学界使先锋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危机。王朔式的口语写作和精神解构性，使得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理想、批判精神被消解掉了，甚至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语言也被口语的凡俗反衬得失去了合法性。王朔在《王朔自选集》“序言”（1997）中坦言：“我为自己从思路到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