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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写出智性又唯美的作品 　　访谈 胡沛萍 　　几年前就接触到了扎西才让的作品。“以文论人”，感觉他是一位习惯于沉思冥想的人，善于把个人化的生命体验与感悟用低沉舒缓的语言描绘出来。与其他一些当代藏族诗人与作家所创作的作品相比，扎西才让的作品的“文学族别属性”似乎并不太明显。因为这种不明显，我对扎西才让的创作多了一份新奇，有了深入了解的念头，于是也就有了这个访谈。 　　胡沛萍（以下简称胡）：您在读大学时就是一个文学活动积极分子。不但创作文学作品，还创办文学刊物。由此话题开始，请谈谈您的创作经历？ 　　扎西才让（以下简称扎才）：正如我在个人简历中所写，我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攻读的是中文专业。这所大学有着很好的文学氛围，当代甘肃文坛有名气的作家和诗人，大多毕业于这所大学。受学校浓郁的文学氛围的影响，我也参与了边缘诗社和“我们”诗社的一些工作，并伙同中文系的几个甘南老乡，创办了文学期刊《甘南》，专发与甘南有关的藏地题材文学作品。与此同时，开始了写作。先写诗，后写散文，再后来也写小说。我不是个单一文体的固守者，总认为诗歌、散文、小说、评论始终是一家，没必要分得清清楚楚。当然有所侧重，以诗歌写作为主攻方向。多年来，诗歌见于《诗潮》《诗歌月刊》《诗刊》《星星》《十月》等刊物，也曾多次入选年度诗选、诗歌排行榜及总结性诗集。散文见于《民族文学》《散文》《鸭绿江》等刊物。小说见于《西藏文学》《芳草》《飞天》等刊物。办刊经历和写作经历，令我收益颇多，尤其是对文学兴趣的培养，对文学活动的青睐，对文学力量的领悟，对文学作用的感知，都有着一定的意义。 　　胡：在您的阅读、创作经历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文学刊物是哪一家？ 　　扎才：有三个刊物，对我的写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先是甘肃省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飞天》。1992年我参加了该刊举办的“陇南春杯”全国诗歌散文大赛，荣获诗歌组优秀奖。十六年后，《飞天》又把甘肃省诗歌写作方面有潜力的八位诗人强力推出，这里头也有我。随后便是《诗神》了。可以这样说，是《诗神》，推着我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那是 1993年，《诗神》举办了全国性的诗歌大赛，我和另外九人，均获一等奖，同时也获得“全国十大校园诗人”荣誉称号。这次获奖，引起的轰动是可想而知的，我的诗名，从此被人所知。第三个刊物，当然就是《诗刊》了。1999年，时任《诗刊》编辑的邹静之先生来到甘南调研，临走时组了甘南诗人的诗稿，在《诗刊》第 5期上发了出来。我的诗歌，是头条。之后，《诗刊》又多次刊发我的组诗和散文诗组章，使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诗人。2015年，由于在诗歌创作上的成绩比较突出，我被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联、《文学报》、甘肃省文学院和甘肃省八骏文艺人才研究会评选为第二届甘肃省诗歌八骏之一，这个殊荣的获取，与众多文学刊物的鼎力推介是离不开的。 　　胡：藏地甘南是一方文学热土，从有关您的一些介绍和自我告白中，我们可以得知甘南的自然环境和文学生态对您的创作影响很大。您觉得甘南在哪些地方给予了您文学上的启迪与灵感？ 　　扎才：甘南虽是甘肃省内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但却被人称为“小西藏”，这是有其原因的。其一，甘南有农村，有牧区，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遍布境内，藏族、汉族、回族、土族等多民族共存，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宗教文化处处渗透，左右着甘南人的生活和精神。在这样的多元文化交汇、碰撞的地带生活，会有许多发现，许多想法的。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藏地甘南的农村生活格外熟悉。后来虽离开故乡上大学，毕业后却又回归故土，那种对故土的热爱、反观、思考，越发深重了。或许正是这片土地上自然风光的大美、万事万物的神性、藏人信佛尊神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影响着我们，使我们在有意无意之中，成为诗人、作家、画家、摄影人和音乐人，成为发现者、探索者和表达者。 　　胡：阅读当代藏族文学，尤其是诗歌和散文，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许多作家喜欢在“游走”中创作。我把这种创作称为“行动美学”，意思是作家们通过在大自然中游走或游览名胜古迹寻找创作的资源和灵感。这种创作倾向也许与作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也可能与民族生活习惯所养成的心理意识有关。您的许多诗作也有这样的特征。依照您的创作经验，您认为影响这种创作取向的因素是什么？ 　　扎才：影响这种创作取向的因素，我个人认为，有五个方面：一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影响下的藏人的生活态度;二是藏民族对外部世界的无限渴望和锐意追寻;三是文艺家自身固有的对自由意志的彰显;四是无处不在的藏传佛教对信徒的召唤;五是文学艺术本身的真与美的魅力所在。这五方面并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多种因素相互左右，致使部分文艺家一直处在漫游状态，无法停下长途奔走的脚步。 　　胡：坦率地说，如果您不标明自己的族别属性是藏族，阅读您的作品我不会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