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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诗作的艺术贡献 　　摘要：本文主要从细腻描摹人物、叙事与议论相映照、通俗语词入诗、创制“元和体”几个方面谈谈白居易诗作的艺术贡献。 　　关键词：描摹；警语；俗语；“元和体” 　　白居易在《秦中吟》序中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在《新乐府》序中说：“……凡九千二百五十二首，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白居易的许多诗歌就是在这种文学主张的支配下写作的。现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白居易诗作在艺术上的贡献。 　　一、细腻描摹人物，给诗歌开拓出一种新境界 　　白居易的叙事诗基本上是写实的，尤其擅长描摹人物情态。同是写人，他不满足于粗线条的勾勒，而注重细腻的情节刻画。作品中的人物，无论男女老幼，一举手，一投足，都显得自然生动，富有强烈的立体感。《新乐府》、《秦中吟》中备受剥削压迫的妇女和农民的形象，《长恨歌》中唐明皇、杨贵妃的形象，《琵琶行》中的歌女，以及《霓裳羽衣歌》、《柘枝舞》中的舞伎，无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诗人从他们的服饰、容貌、姿态、动作、语言一直写到情绪变化和心理状态，人物形象的丰满成了叙事诗的骨架，因此，他的《长恨歌》、《琵琶行》为我国古典叙事诗题写了新的篇章。对景物的描写，诗人也很注重细节，常常用以小见大、以少胜多的艺术手法，突出诗歌的主旨。这些作品虽然没有开阔的气象、雄浑的气势，却开拓出一种新的境界，对晚唐诗歌创作，甚至对小说、词曲的兴起，都有一定的影响。 　　二、叙事与议论相映照，大胆表露自己的爱憎 　　白居易创作的目的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这样，他在写作的时候就恨不得将社会的不平、人民生活的痛苦、官僚阶级的腐化堕落一骨脑地兜出来，所以这部分作品都是“意激言切”，锋芒直露的。又由于诗人感情的急迫，因而常常不得不在叙事后跟随一些急切的说理成分，对人物或事件作出评价。叙事部分通常有生动的人物形象，甚至有细腻的外貌和心理描写；议论部分也非千篇一律的说教，而是渗透着作者强烈的爱和憎。或痛斥，或嘲讽，或规劝，与叙事部分紧密结合，一气呵成。如《红线毯》一诗中，诗人描写了官家向宣州人民催逼贡物的情形以后，在结尾便直接用斥责的口吻写出：“宣州太守知不知？一长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在《伤宅》一诗中，诗人描写了长安贵族们的富丽的宅第和他们“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的豪华生活以后，便发出“谁能将我语，问尔骨肉间，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的议论。又如《轻肥》和《歌舞》两诗，诗人在描写了“是岁江南旱，瞿州人食人”，“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的匕首一般的警语。其他像《凶宅》、《买花》、《杜陵叟》、《议婚》、《两朱阁》、《紫毫笔》、《隋堤柳》以及《新丰折臂翁》等诗都是采用了类似的表现形式。这种客观的描绘和激切的说理语言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是白居易的社会政治诗的一个极为明显的特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诗中虽然出现了一些直叙的、议论性的语言，但在整首诗的形象上却并没有起着破坏作用，相反的，正是由于这些“片言居要”的警策性的语言，加强了诗歌震撼人心的力量。究其原因，乃是由于这些议论在整首诗中并不是游离成分，而是和诗中感性的形象描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整个诗篇感性形象中所必然得出的结论，是诗人激动着的感情的升华。由于诗人思想的深刻和感情的真实，以及由于这些议论成分本身也往往或多或少地带有一定的形象特征，所以它们不仅没有破坏整个诗篇的形象构思，反而加强了诗歌的抨击力量。这种客观的描述和形象描绘与警语式的议论成分相结合的表现方法，是白居易诗歌创作的独具特色。 　　三、通俗语词入诗，“创前古所未有” 　　白居易诗歌的语言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生动自然，极炼如不炼，拙中见精巧。他善于采用朴素的白描手法摄取外在景物的鲜明特征和抓住人物内心世界的瞬息万变的复杂情绪，用精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在用字炼辞上不尚雕琢与华美，但所塑造的形象却非常鲜明深刻，所表露的感情却非常真挚深切。清人刘熙载曾赞赏他的语言艺术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我们读他的一些诗句如“此地何妨便终老，譬如元是九江人”（《九江春望》），“不知灵药能成狗，怪得时闻夜吠声”（《和郭君枸杞诗》），“骨肉都芦无十口，粮储依约有三年”（《赠邻里》），像“譬如”、“怪得”、“都芦”（即“总共”的意思）等都是当时的口语俗字，读起来自然生动。白居易平畅浅切的语言给他的作品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