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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 《贺麟“新心学”的基督情怀》作者 ： 胡军 发表 ： 《人文杂志》 时间 ： 2003年4期 全文：贺麟“新心学”的基督情怀胡军一贺麟（1902年-1992年），字自昭，四川省金堂县人。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1926年毕业。同年赴美留学，插入美国奥柏林大学哲学系三年级，1928年毕业，获哲学学士学位。同年入芝加哥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不久即转往哈佛大学学习德国古典哲学。193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之后，赴德国入柏林大学。1931年8月，贺麟回国。同年9月受聘于北京大学，任讲师，1932年至1936年任副教授，1936年任教授。1938年，贺麟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北京大学迁回北平，次年贺麟任北京大学训导长。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任研究员，前后担任西方哲学史研究组组长、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中文《黑格尔全集》编译委员会名誉主编。贺麟是中国近现代自严复以来最杰出的翻译家之一。他在中国哲学界积极地从事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和介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译述和介绍才逐渐走上了严格认真、高层次、有系统、有计划的轨道。他介绍和译述西方哲学思想的宗旨是要从中吸收有利于重建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他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是将传统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与西方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创立了“新心学”的唯心主义哲学。可以说，贺麟是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的“新心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著述有《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黑格尔哲学讲演集》、《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等。抗战初期，“中国的出路何在”是当时热烈讨论的问题。贺麟认为中国的出路就是要走“学术建国”的路。其核心就在于要以儒家思想的真精神、真意义来建国，建国的标准是以能否契合儒家精神为标识。他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危机。具体而言之，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是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中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如果说儒家思想真精神的丢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那么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而民族文化复兴本质上也应该是儒家思想的复兴，是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那么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他坚信，中国的许多问题必达到契合儒家精神的解决，才算是达到中正、最合理而无流弊的解决。总之，“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 他指出，儒家思想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文化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的基础之上，贺麟提出了“儒家思想新开展”的课题。为了深入地探讨“儒家思想新开展”的途径，贺麟对自康有为以来的五十年思想史做了详尽的考察，他是站在儒家哲学思想尤其是陆王心学的立场来分析和考察这五十年哲学思想发展史的。他指出这一段思想史至少有四点值得“大书特书”：“（一）在这几十年中，陆、王之学得到了盛大的发扬；（二）儒佛的对立，得到了新的调解；（三）理学中程、朱与陆、王两派的对立，也得到了新的调解；（四）对于中国哲学史有了新的整理。” 他指出，这五十年来中国哲学的主潮就是新儒家哲学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而陆王心学的复兴和发扬是其中的主线，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人的哲学思想的灵魂便是陆王的哲学思想。比如他说，康有为“前后比较一贯服膺的学派仍是陆、王之学”，谭嗣同则大声疾咐地“反对荀子，尊崇孟子，扬陆、王而抑程朱”。至于梁启超，在他看来，其“全部思想的主要骨干，仍为陆、王”，其晚年仍“斥朱子支离，发挥阳明良知之学。”他认为，章太炎早期虽然提倡诸子之学的研究，但在晚年却又“回复到儒家”，所以“即谓其思想渐趣于接近陆、王，亦无不可”。梁漱溟更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倡导陆王之学最有力量的人”，“对于儒家思想的辩护与发挥，他坚决地站在陆、王学派的立场”。他指出熊十力的哲学是“陆王心学之精微化系统化最独创之集大成者”。所以在他看来这五十年的哲学思想发展史简直可说就是陆王心学演变发展的历史。事实上，贺麟就是站在这样的立场来总结这一段思想史的。他说：“根据以上对于近五十年来哲学的叙述，我们很可以看出，如何由粗疏狂诞的陆、王之学，进而为精密系统的陆、王之学，如何由反荀反程朱的陆王之学进而为程、朱、陆、王得一贯通调解的理学或心学。” 为什么在这五十年内陆王的哲学思想能够得到如此盛大的发扬呢？贺麟分析道，这是因为：“（一）陆、王注重自我意识，于个人自觉、民族自觉的新时代，较为契合。因为过去五十年，是反对传统权威的时代，提出自我意识，内心自觉，于反抗权威，解脱束缚，或较有帮助。（二）处于青黄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