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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思想 一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当代解释美学代表人物。1900年生于德国马堡，1922年在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代表人物那托普指导下以其对柏拉图思想研究的论文获博士学位。并于1923年去弗莱堡大学参加海德格尔所主持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讨论班”，来到弗莱堡大学 ，见到在那里任教的胡塞尔，对现象学发生浓厚兴趣。1937年开始任教于马堡大学，1938年转到莱比锡大学任教，1946—1947年曾任莱比锡大学校长。1949年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同年又去海德堡大学任教。从1949年至去世前一直为海德堡大学教授。曾主持过久负盛名的德国《哲学评论》杂志工作。伽氏一生著述甚丰，主要集中在哲学美学和历史哲学两个领域，其哲学解释学就在这两个方面体现出来。1960年出版《真理与方法》一书，此书为其代表作，构思最长，影响最大，曾多次再版，并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发行。此书的问世标志着现代哲学解释学的诞生，并成为现代哲学解释学的经典著作，也奠定了伽达默尔作为现代哲学解释学大师与著名哲学家的地位。本书正如其副标题所说“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即着重于揭示人类精神活动中的“理解”现象的一系列特征。本书由三部分组成，即从艺术、历史和语言三个部分，阐明理解的基本特征。特别是第一部分“艺术经验中的真理问题”，着力对艺术经验的本体论进行分析，揭示艺术经验的哲学真谛，并展开了“理解”现象一般特征的分析。本书的书名《真理与方法》准确地说，应是《真理或方法》，也就是在真理和方法之间加以选择。实际上，伽氏反对把真理与方法划等号，而是试图凭借解释学本体论深入探讨真理问题，第一部分就是着重探讨“艺术经验中的真理问题”。关于方法与真理的关系，伽氏说道：“因而本书所关注的是，在经验所及的一切地方和经验寻求其自身证明的一切地方，去探寻超越科学方法论作用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1）可见，本书的主旨就是超越启蒙主义以来理性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而去探寻真理的经验。关于艺术问题，他又说道：“为了拒斥受科学的真理窒息的美学理论而保护我们由艺术作品所获得的对真理的经验，本书的探讨就开始于一种对审美意识的批判。”（2）他又一次对理性主义真理观影响下的美学理论与审美意识给予了明确的批判。同时表明，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由艺术作品所获得的对真理的经验”。 伽达默尔写作《真理与方法》的时代背景，应该是十分明确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正是“二战”之后，人类又面临着新的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一方面社会取得了进步，另方面人类的生存危机却愈加深重。因此，伽氏所面临的首先是物质进步与精神危机的矛盾。他说：“当科学发展成全面的技术统治，从而开始了‘忘却存在’的‘世界黑暗时期’，即开始了尼采预料到的虚无主义之时，难道人们就可以目送傍晚夕阳的最后余辉——而不转过身去寻望红日重升时候的最初晨曦吗？”（3）在这里，伽达默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物质与精神矛盾的图景。一方面，科技全面发展，但科技统治却使人类“忘却存在”而进入“世界黑暗时期”。面对这样的矛盾，应该怎么办呢？是像尼采那样因“上帝已死”，而目送傍晚夕阳最后的余辉呢？还是转过身去寻望红日重升时候的最初晨曦呢？显然，伽氏是取后者的态度，试图以现代解释学理论去克服当代物质进步与精神危机的矛盾，通过改变人的生存状态而去迎接最初的晨曦。伽氏所面临的另一问题就是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所谓人文学科在德语文献中称作“精神科学”。在传统的理论中、包括德国弗莱堡学派的理论中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是对立的。在德国，精神科学这个概念最早由狄尔泰提出。以后，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W·文德尔班在其《自然科学史》一书中，又进一步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作了区分。弗莱堡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李凯尔特及其它理论家也都作了不同的阐述。但都立足于两者的对立。当然，在实际生活中，科技拜物教的进一步泛滥，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科技的数量化标准已经导致社会一体化趋势，成为对人的巨大压抑。诚如伽氏所说：“或许，我们的时代增长着的社会一体化以及主宰这一体化的科学技术的制约，甚至比受现代自然科学巨大进步的制约还要来得强烈。”（4）面对这样的争论和现实，伽氏没有拘泥于具体的争论，而是站在这种争论之上，以现代解释学为理论武器，将两者予以统一。他说：“然而我的意图也不在于去更新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间古老的方法论争辩，这很难涉及某种方法问题，在这一点上就我看来，以前由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所进行的对‘自然科学中概念构成之界限’的探讨是确切的，我们之间所存在的并不是一种方法上的差异而是一种认识目的的差异”。（5） 他进一步认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之间根本没有方法论上的差别，有的只是认识目标上的差别”。（6）而只有现代解释学才能描述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