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2最重要的是重建社会和伦理.docVIP

许纪霖:最重要的是重建社会和伦理 我是一个左翼的自由主义者。———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好政府主义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相信政治要好的话,关键不在变革制度,而是要有好人进入政府。这套理念有问题。制度变革不能治本,治本靠什么?靠心灵的改变、风气的改变,这就要重建文化和伦理的秩序。现在的天下给人一种感觉,不是杨朱就是犬儒,最好的犬儒只是洁身自好。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萧三匝 许纪霖刚出了一本学术文集,文集后记的标题是《许纪霖:矛盾体》。 按以赛亚·伯林的比喻,这个世界上的知识人分两种:一种是刺猬(思想家),一种是狐狸(学者)。许纪霖愿意自己是一个披着狐狸皮的刺猬。翻译成王元化的话,他搞的是有学术的思想。因其在两方面都倾注热情,而这两方面又不易兼顾,其人内心之“矛盾”可知。 这一点,在2010年12月29日,许纪霖与我的谈话中显而易见。作为一个专门研究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我希望他对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多一些点评,但他并不愿意这样做,“我只想说我自己”。 许纪霖说:“我是一个蝙蝠式的人物,蝙蝠的命运就在于哺乳界开会不欢迎它,说它是鸟类,鸟类开会说它是哺乳动物。1990年代中期以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对立的,两边可能都认为我不是他们的人。”他是一个“左翼的自由主义者”。他既同情地理解自由主义,又同情地理解新左派,同时他对这两派都有批判。在当今知识界的风气下,这是一个不讨巧的自我定位。 事实上,与其说许纪霖如今是“主义中人”,不如说他是“伦理中人”。他对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缺乏反思、谦卑、感恩、敬畏心态深表不满,对士风和世风浇漓感到忧虑,他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对社会伦理道德重建的关注上。 许纪霖说,目前这种“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社会是威权主义的温床”。 虽然在刚见面的时候许纪霖曾从头到脚打量我,但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冷漠的人。 王元化对现成的主义都有反思 南方周末:19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你就认识王元化先生,他去世两年了,你也写过回忆他的文章,你怎么评价他? 许纪霖:1980年代上海的经济、社会改革滞后,远不及广东,但上海的思想解放在全国是领先的。之所以领先,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时上海有一批比较开明的官员,有一批以王元化为代表的倡导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 王元化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他后来主持的上海文化发展战略,就是希望从制度建设的层面落实启蒙的一些最基本理念。 作为上海思想界的精神领袖,王元化先生当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提倡“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很深刻。因为1990年代以后,学术和思想的确有两极分化的趋向,很多人丧失了对时代的敏锐感受和思考,也有一些人思考背后的学理背景比较弱。王元化先生在这两方面算结合得比较好的,大家都很敬佩他。他之所以从1980年代到过世一直是上海乃至全国知识分子的领袖之一,和他自身这样的一个追求分不开。我和他相识很偶然,他一直讲“心灵的相契比观点的相同更重要”(我们大概就属于这种关系)。 南方周末:1980年代,王家客厅老有知识界的种种聚会,当时大概有哪些人? 许纪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慕名求书法的、艺术界的、文学界的、思想界的、政府官员都有。他在这点上有点儿像胡适,他有一种能力,让你感到如沐春风。老先生晚年也特别好友,特别怕寂寞,每天高朋满座,他也很开心。 南方周末:王元化的思想并不是直接对接英美经验主义传统,而是从别的路径逐渐靠近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从思想的超前性这个角度来讲,你如何评价他? 许纪霖:不能用某一个标准来看一个思想家。英美经验主义不过是西方思想的一支而已,并不意味着经验主义就是对的,它的反面就是错的；自由主义是对的,非自由主义就是错的。 王元化先生最大的思想就是他的反思性。他不断地在反思,早年反思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后来反思启蒙心态。对任何现成的主义,他都有反思,不轻易相信。他不大愿意像有些人一样,觉得找到了一条切实的道路。虽然从广义上来说,王元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不盲从,对自由主义也有反思和超越。 南方周末:这种反思和超越表现在什么地方? 许纪霖:自由主义是一套社会政治学说,它不能解决心灵的问题。王元化晚年不相信自由主义这套东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他越来越注重文化、心灵的问题,这就是他对自由主义超越的一面。 他在社会政治层面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能广泛吸收各种其他的学说来弥补自由主义的不足。他内心曾经是被黑格尔俘虏过的,后来他对黑格尔主义做了严厉的批判和自我反思。但他到晚年并没有全盘否定黑格尔,他始终非常欣赏黑格尔讲的没有什么比精神的力量更伟大,觉得这还是黑格尔主义的精华。 他对任何学说都不是简单地抛弃、信仰,有自身思考的主体性,对各种学说都有取舍。骨子里尊重人的尊严和个体的精神价值,这两个东西是他的底色,是他最看重的。 切莫把某一种价值极端化 南方周末:你在思想上与王元化先生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