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岂能与鲁迅相提并论.docVIP

张爱玲岂能与鲁迅相提并论 张爱玲岂能与鲁迅相提并论 上海的陈子善教授对未能获准召开张爱玲研讨会，一直耿耿于怀，几年过去了，最近借《南方周末》记者访谈之际（见《南方周末》2009年3月26日《张爱玲也许不高兴》），气不打一处来，牢骚满腹，似乎中国（大陆）没有召开张爱玲研讨会是件天大的憾事。义愤填膺的陈教授最后竟冒出了“这是什么逻辑？你说汉奸的老婆不能纪念，那汉奸的哥哥能不能纪念？鲁迅是汉奸周作人的哥哥，周作人是比胡兰成更大的汉奸，怎么可以开研讨会？”——这种与其教授身份极不相称的有违常识、有悖常理的话来。于是觉得，虽身为教授，有时也会走火入魔到让人哑然失笑的地步。然而笑过之后，还是想和陈教授讨论一下，“汉奸老婆”（张爱玲）与“汉奸哥哥”（鲁迅）岂可同日而语？张爱玲果真像陈教授推崇的是个“很大的世界”？ 大家都知道鲁迅是在1936年去世的，周作人附逆沦为汉奸，是1937年北平沦陷以后的事。况且周氏两兄弟先前失和断交多年早已人所共知，陈教授打出“汉奸哥哥”一说，除了证明周氏两人是一母同胞这点血缘关系外，并不能对两人之间再说出点什么。张爱玲当“汉奸老婆”，却是胡兰成在汪伪政权中凭借一支笔春风得意的时候，不难看出周作人成为汉奸是“汉奸哥哥”地下无知，张爱玲当“汉奸老婆”是她名噪孤岛时期的上海文坛之际对终身大事的决然选择。人们称张爱玲为汉奸老婆不仅名符其实，更多的是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表现出大家对曾经委身汉奸的张爱玲的鄙视。陈教授称鲁迅为“汉奸哥哥”是什么意思？这说法是否有向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敬仰鲁迅先生的思想感情挑战的意味？十分显然，有关部门不同意召开张爱玲研讨会，并非像陈教授所抱怨的“胡兰成株连了张爱玲”，而是坚持了能尊重有民族自尊心、有社会良知的中国人的正确舆论导向，符合人们的愿望，不希望陈子善们鼓噪的“张学”使媚俗的时下文坛更加乌烟瘴气。实际上陈教授拿“汉奸哥哥”说事，才是一种拙劣的株连。这样的低级错误发生在一个教授身上，真让人匪夷所思，想到时下坊间流传“这年月除了小偷是真的，什么都是假的”，便不能不怀疑起陈教授了。 陈教授在指出“张爱玲成为潮流”后，批评“白领也好，小资也好，他们只是看到了张爱玲的某一点”，进而好为人师地指点读者：“张爱玲实际上是个很大的世界。”张爱玲的世界究竟有多大？陈教授没有说下去，学着集市摊上的说书人那样故弄玄虚地给人留下了一个“大的世界”悬念。那目的是很明显的，希望更多的人读张爱玲，希望他倾心竭力的“张学”能够发扬光大。 我想，凡称张爱玲为汉奸老婆的人，大都不太容易相信陈教授的话，也不会感兴趣他留下的这个“悬念”，因为他们不会忘记，当年张爱玲红极上海滩的孤岛时期，正是中国山河破碎在日寇铁蹄下，千百万中国人民生活在高悬着日本侵略者屠刀下的水深火热中，不仅有无数的中国军人牺牲在抗日战争中，还有不计其数的平民百姓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国难中死于非命。抗日救亡是每一个良知未泯的中国人必有的精神品质——对蹂躏中国国土、残害中国人民的日本侵略者充满了仇恨，对那些助纣为虐的汉奸尤为憎恶。恰在此时，张爱玲委身于供职汪伪政权的胡兰成，成为人们不齿的汉奸老婆。这样一位缺少民族良知的女人还有多少廉耻？其思想水平、精神境界、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毋宁说这些构成张爱玲世界的方方面面，必然有着基本的低俗和卑陋。人们由此只会感到，陈教授所谓的“张爱玲实际上是个很大的世界”肯定大不到哪里去。这不仅从张爱玲甘愿做汉奸老婆的实际行动中可以看出，更由她的作品充分暴露的思想苍白和卑俗情趣所决定的。张爱玲虽然是位有才华的作家，但她把自己的全部才情都用在了名门望族走向破落时才有的怨恨和悲凉的宣泄上。由于缺少使命感，张爱玲的小说既无历史沧桑的变化，也无时代脉搏的跳动，她笔下的故事虽然在当年的上海滩存在过，但那仅是苦难与耻辱交织的岁月里不足为道的社会一隅。相信每个不忘国难、不忘国耻的人都会用批判的眼光对这一“隅”投去鄙夷不屑的一瞥。张爱玲却用她的生花妙笔，把这一“隅”变成了那些“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富太阔少们在醉生梦死后顿生的空虚中的一点精神食粮，用她笔下的故事帮着十里洋场里那些苟活偷生的人们在抗日战争的“血泊里寻出闲适来”，从而使自己成为“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走红商女。 张爱玲的小说题材多是两性关系与金钱的纠葛，这种纠葛或连着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或缠着落日中小洋房里那些衣食无忧的寄生虫们性饥渴的心。应该承认，小说里散发的那些凄凉的愁绪、哀婉的悲声、孤寂的叹气，以及激荡的春心和燃烧的欲火，加上情欲与金钱交汇中出现的眼花缭乱，使张爱玲的小说具有足以让有些人着魔的魅力。唯其这种魅力才是张爱玲在六十多年前的上海滩红极一时、在今天“成为潮流”的根本原因。 张爱玲没有塑造出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她笔下的人物有着大同小异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面目的雷同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