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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午军变”前后的中日两国对朝策略 2013-07-30中国社会科学网　?　 　　内容提要：朝鲜独立问题，在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世纪70年代后，日本通过“日朝修好条规”逼迫朝鲜开港，并试图强行将朝鲜“独立之邦”的虚像实化，清政府遂开始着手调整和加强与朝鲜之间旧有的“宗藩”关系。以“壬午军变”的解决为转折点，清政府与朝鲜之间的关系得以逐渐加强，而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力则开始下降。考察开港及“壬午军变”前后的中日两国对朝策略，进而探析日本武力解决与谈判处理两种策略的抉择及“甲申政变”后选择与清政府“妥协”的细微之处与深层原因，可以了解19世纪70至80年代中日朝三国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影响。 　　关 键 词：中日朝 “壬午军变” 甲申政变 　　作者简介：张晓刚，大连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教授，历史学博士；国宇，大连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硕士生。 　　中日朝三国在东北亚地区互为邻国，历史上的清朝政府、德川幕府、朝鲜王朝均实行过闭关锁国政策。鸦片战争以降，中日朝三国渐次从锁国走上开国(开港)暨早期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三国开放顺序为中国最早，日本次之，朝鲜最后。而朝鲜王朝在近代外交与开港问题上，除了面临来自欧美列强的冲击，还深受中日两国的影响；尤其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急欲主导朝鲜的开港与开国，自然与朝鲜的宗主国中国清政府产生利益冲突。于是，19世纪70至80年代，中日朝三国围绕朝鲜开港及“壬午军变”、“甲申政变”等问题的解决展开了频繁的、具有东北亚地域“中日朝三角关系”特点的交涉与谈判。近代中日朝关系的互动与影响问题长期受到中外学术界关注，凸显其研究价值。但是，中外学者基于研究立场与视角的不同，观点与结论则见仁见智，迥异不同。鉴于此，拙文拟以开港及“壬午军变”前后的中日对朝策略为中心，着重分析日本面临武力解决与谈判处理两种策略的抉择及“甲申政变”后选择与清政府“妥协”的深层原因，进而考察近代中日朝三国的外交互动关系及对近代东北亚国家历史进程的影响，并期望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壬午军变”前的中日博弈及对朝关系 　　1871年清政府与明治政府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标志着中日两国正式建交，该条规亦被视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建交条约。当时，清政府一度以为日本可以作为对抗西方列强在亚洲扩张的潜在盟友而对其抱有一定的好感。李鸿章在柳原前光来华之时，曾认为如对日本“推诚相待，纵不能依作外援，亦可稍事联络”①。《中日修好条规》第二款的“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②的约定，甚至一度令欧美国家担心中日会结成同盟与其对抗。但清政府显然是“自作多情”，日本方面并无此意；至于明治政府出兵侵略台湾，强行吞并琉球的行径则等于在事实上给列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而清政府也深感来自日本的国防压力，遂加紧对日战备的脚步。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1874年11月5日)，恭亲王奕奏陈海防事宜称，“窃查日本兵踞台湾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③，痛感对日战备之不足。 　　1876年2月，在日本的武力威逼下，朝鲜同日本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一方面，《日朝修好条规》的签订，完成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对日朝关系由“私交”到“国交”④的调整；另一方面，《条规》以条约的形式规范日朝关系的同时，无视朝鲜在东北亚的实际地位，给传统的东北亚国际秩序体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也对日本对朝外交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课题。可以说，围绕《日朝修好条规》的实现与展开，促成朝鲜以独立为名义的“去清亲日”化，成为“壬午军变”之前日本对朝外交的中心任务。 　　清政府认识到，传统的与朝关系已不能适应东北亚国际格局的新变化。几乎是从得知《日朝修好条规》细则的那一刻起，清政府就已着手设计与朝关系的新走向，开始寻找对朝关系的调整契机。光绪五年五月初一(1879年6月20日)，福建巡抚丁日昌上《条陈海防事务折》，称“朝鲜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不如统与泰西各国立约，日本有吞噬朝鲜之心，泰西无灭绝人国之例，将来两国启衅，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日本人致无所忌惮”⑤。光绪五年七月初四(1879年8月20日)，总署上《拟劝朝鲜交聘各国片》，对于“交聘”的理由，总署表示“日本恃其诈力雄视东隅，前岁台湾之役未受逞创，今年琉球之废愈张气焰。臣等以事势测之将来必有逞志朝鲜之一日”⑥。认为使朝鲜对诸国开放，可以抑制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并表示希望借助李鸿章与李元裕建立的外交渠道，将清政府的意见转陈朝鲜。但是，朝鲜内部对于开放与否尚犹豫未决，这种态度直到金弘集将时任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带至朝鲜后终于发生了变化。此外，美国在试图借助日本在朝影响寻求与朝建交的努力失败后，转而希望通过清政府的中介达成目的，这也为清政府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