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风波教案参照.docVIP

定风波 苏 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导入：才能共枕。他在他的千年里倏忽而过，我在我的千年里苦苦修行，虽然我不知道在这千年的轮回中，有多少人曾经如我一样地期盼过，但我仍愿意倾尽我的全部虔诚来祈祷：来生让我嫁给苏东坡，嫁给这个上帝唯一的骄傲。 他生活在号称“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词有《东坡乐府》。公元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苏轼生于眉州眉山。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是影响苏轼一生的重大事件。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1079年（元丰二年）3月，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作了手脚，于是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书人心目中的笑柄。 监察御史舒亶、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虽然他们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朝廷在七月二十八日将苏轼逮捕，八月十八日送到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正式提讯。此时任宰相的王珪，指出苏轼歌咏桧树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新党指控苏轼“大逆不道”，要置其于死地。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有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