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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精英政治中的代议制因素2013-11-20 17:48 来源： 《中国法学（文摘）》 作者： 苏力尽管早期中国，至少在西周，很强调“亲亲”，后世儒家也一直重视血缘亲缘关系，但在中国古代政治和宪制问题上，“亲亲”从来都从属于理性的政治治理所要求的效率和有效，因此精英政治的考量可谓自始至终贯穿了中国古代的宪制。有记录表明，至少在商、周，中国的政治已经不再只是基于氏族统治的政治，不再只是从占统治地位的氏族或社会阶层中选拔政治精英了。商武丁从奴隶中发现了傅说，周文王从渭水河边请来了姜子牙，都是典型例证。而这一点，至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之间的激烈的政治竞争，以及由此催生的政治精英的全国性流动，就已经在宪制层面成为关于中国社会政治治理架构的政治共识。“英雄不问出身”，社会阶层、社会经历、职业行当，甚或某些与政治无关的人格弱点，都不那么重要了。对政治精英的贤和能也有了更为务实的界定；只要有用，“鸡鸣狗盗”这类技能在特定时刻也会进入当权者政治家的视野并获得重视。政治竞争还带来政治精英的全国性流动，也打破了精英的地域归属感，重塑了他们的国家和天下观。“楚才晋用”就表明了这种政治共识的形成和普遍实践。但古代中国精英政治的真正操作难题，并非被许多历史故事和名人长期错误理解和表达的所谓伯乐与千里马问题，而是，并在历史上一直是，在大国如何制度性地、公道、准确和有效地从各自分离农耕小社区中按照相对统一的标准发现选拔属于这个国家或文明的政治精英。这就提出了一个制度性选拔问题，需要一个相对统一的可测度关于精英的国家标准，而不能仅仅靠（尽管并不彻底排除）高层政治家个人的慧眼。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农耕社区培养出来的精英很容易是地方的，他的政治忠诚、关注重点以及情感皈依都更可能是地方的，而中国是大国，只有国家统一才可能天下太平并有利于天下生民，因此中国历代王朝更需发现和挑选的还应当是那些视野超越了地方和地域，忠诚于中国这个大国历史文明（因此不必定是某个政权，却包含了诸如清这样的少数民族王朝）并始终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精英。这需要制度，并且由于中国是大国，有家、国和天下之分，因此，精英选拔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需要时间，需要各种相应的社会条件的创造、配合，以及制度的完善。这一政治精英制度的演进，就总体而言，大致经历了从汉代武帝开始的推举，经魏晋的察举，经历了大约750年的时间，到隋唐建立了科举。汉代确定推举的人才主要有两类，一类由各郡、国按照本郡国的人口比例向朝廷举荐努力践行儒家伦理的孝廉，另一类则是由丞相和列侯等高级官员举荐的本地优秀人才；所推人选不限于官吏，包括民间的有德者；中央政府将考察和试用被推举者，就一些重大政治社会问题，会听取他们的对策，并依据其回答优劣来选任，或是留在宫中在皇帝身边任郎官。为便于统一推举、策问和选拔标准，汉武帝还确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即设定国家选拔政治精英人才的标准，统一国家考试的基本内容，从而引导全社会的智力投资。而这种长期的努力也为数百年后的全国统一的科举书面考试奠定了制度基础。综合看来，推举制也许是当时社会条件下最佳和最可行的选拔务实能干人才的途径。因为当时各地读书人还不可能形成统一的知识背景和学术传统，没有稳定的学术传统和基于这一传统的知识框架，任何其他方式的文化和知识的考察或考试都是不通约的；此外，也只有到了东汉造纸术才发达起来之后，全国性文字考试也有可能。但推举制的最大缺点——事后来看——在于，尽管任用人才的决断权在中央，但这种推举却很容易受控于地方世族和高中级官员，有利于豪门贵族，并形成地方宗派和门阀势力，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向各地方的渗透，阻碍了更广泛的政治参与。东汉后期，推举制就已为门阀势族操纵和利用，滋生了种种腐败现象，要求制度变革；加之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随之而来的地方割据和多年战乱，造成北方人口大量流失，令各地乡闾评议推荐人才不再可能，因此要要求创造更合理和可行的精英选拔制度。三国时魏国创造了九品中正制。这可以说是另一版本的推举制，但其优点是大大弱化了各地方对人才推举的控制力，强化了中央对人才选拔的控制和考察；“察举”因此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具体说来，这个制度是由朝廷选择贤能的官吏兼任其原籍地的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的读书人，从家世（父祖辈的资历仕宦情况和爵位高低等）、个人道德品行和才能三个方面给这些读书人定出品级，供吏部选人时参考。定品本应主要考虑道德和才能，家世仅作参考。但由于魏晋时出任中正者几乎全是门阀世族，他们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在评定人的品第时，才德标准日益次要，而家世门第越来显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就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这样的九品中正制没有有效强化中央对人才选拔的控制，而是维护和巩固了地方门阀的统治，其本身就是门阀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