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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 　　摘要：乡村治理结构是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调整而不断演变和优化的，孤立静止地看待中国近代以来的乡村治理结构是不科学的。只有尊重传统小农贫困且分散的特点，认清解放初期计划经济环境下优先发展军事重工业的历史，努力消除城乡二元制度下的种种不公，才能构建更加公平和谐的公民社会。为此，文章在系统分析中国近代以来不同时期乡村治理结构的成因、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建议。 　　关键词：乡村治理结构；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农村发展； 农民收入 　　中图分类号：C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13 　　治理指制度的建设和运用，它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和秩序，通过创设或遵守一定的规则，搭建组织或组织间的构架实现的。当强调规则时，人们一般称之为制度；当强调组织结构时，则称为治理结构 [1]。乡村治理结构的核心是乡村社会的组织问题[2]。乡村治理结构转变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究乡村组织结构转变的成因及规律。从历史发展看，中国的乡村治理结构是随着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调整而不断演变的。近代以来，中国的乡村治理结构主要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传统小农家庭经营下村庄的“乡规绅治” 　　（一）传统小农家庭经营具有“过密化”和“兼业化”的特点 　　近代中国的人地矛盾一直比较突出。中国虽然地域广阔，但是地形地势复杂，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65%以上，适宜耕种的平原面积仅占12%。秦代的商鞅变法确立了中国小规模经营的农业发展模式。从此开始，历代政府长期推行了重农轻商、重文轻理和盐铁专卖等垄断经营的发展方略，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商业的发展，从而使得土地成为农户唯一具有投资性和保值性的稀缺商品，客观上加大了土地的流转成本。另一方面，多子继承制度分散了家庭财富，减小了土地的经营规模，而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观念、低成本的教育制度以及医疗条件的改善进一步促进了人口数量的增加，使得中国近代以来人地矛盾不断加剧。由于小农家庭以耕作为主，因此，村庄必然不能远离耕作的土地。但是，由于小农经济在历史发展中的延续时间很长，村庄的空间布局非常分散。尤其是明清初期，由于当时中央政府都曾积极鼓励拓荒，推行移民戍边和减少税负政策，加之这一时期红薯、玉米、马铃薯、花生等抗旱耐贫瘠的美洲特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促进了无地或少地农民向丘陵、山区和边疆等更大范围和空间的迁移，农业生产空间的扩展提供了更多的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推动了人口的增长。有学者研究发现，近代北方地区的人口数量上升很快，其中以东北地区增加最为迅速。从1851年到1933年，中国东北地区的人口由290余万增加到2 900余万，80多年间大约增长了9倍[3]。 　　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农业具有“过密化”和小农“兼业化”经营的显著特点[4]。农产品产量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农户在单位面积土地上大量密集的劳动投入。例如，华北地区的“小家庭生产+雇工”、长三角地区的“小农家庭生产+家庭手工业”的农业生产都具有这种特点，依靠劳动密集投入的小规模的生产维持着小农的生存。过密化经营支撑了缓慢发展的小农经济。由此可见，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小农兼业经营逐渐演变成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的“糊口经济”。 进一步讲，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贫困的小农为了生存而作出的不得已的选择。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并没有打破小农的经营体制，相反，它进一步加强了传统的小农经营体制。 　　（二）“乡规绅治”是小农家庭经营下乡村治理的主要特点 　　在传统小农家庭经营制度下，乡规民约是规范中国乡村秩序的伦理基础，具有法律的同等效力。“事实上，村规的效力不仅靠村民的自觉接受和村社话语的力量，而且得到了官府的认可、支持”[5]。虽然小农家庭经营的生存能力是顽强的，但是，小农家庭抵御自然和社会风险的能力则依赖于因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长期融合的村落共同体。村落内部往往偏好多家族联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地域认同性的村落共同体。地域的偏远和交通的不便等因素无疑加大了施政成本，影响到行政管理的效率，因此，历朝历代政府普遍依靠广泛的税基和轻税的方式对农村地区实施行政管理。在相当长时期，中国县级以下不设正式的官僚机构，而采用了民间自治的乡村管理方式，由县级政府通过对地方“村规民约”的尊重并借助保甲制度维持着税收征收和地方安全。实践表明，乡村自治是对小农家庭经营最为节省和有效的管理方式。 　　在小农家庭经营条件下，中国村庄内部的管理形态主要以国家控制下的乡绅和家族治理为主。乡绅通过政府组织的科举考试从乡村内部产生，他们大多居住于乡村，奉行“耕读合一”的理念，对本乡本土的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