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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区机制与政党治理 　　摘 要：在全球化和公民社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持续动态、有序发展的缓冲区机制是政党治理有效进行的关键依托。本文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例，对缓冲区机制与政党治理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政党治理缓冲区机制背后的支持因素进行系统剖析，并结合我国实践，就执政党改进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政党治理；缓冲区；人民行动党；共同价值观；法治；启示 　　中图分类号：D73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3-0037-04 　　全球化时代，政党自身的发展和建设问题已超出了自上而下的管理和控制的概念。对于一个政党，尤其是一国执政党而言，党内要更加兼顾不同声音和利益的表达和维护，同时在处理政党和社会关系时，必须注重沟通和协商共识的达成，体现更大范围公众的利益。在变化的社会中实现从传统“政党管理”到现代“政党治理”转型，并在大党治理过程中树立“治众”异于“治寡”的理念，是新时期政党发展尤其是大党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1]在这方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从建党至今，作为新加坡执政党的人民行动党不仅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尤为重要的是，人民行动党将经济持续发展与自身稳定执政、社会有序发展相融合，较好地化解了工业化进程中容易出现的政党“决策赤字”和关键的“信任赤字”问题。究其原因，一个关键的元素在于人民行动党在政党治理的层面构造了一种特有的动态发展的合作制度。在其构架内，政党组织内部、政党与社会之间、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了一个高效的“缓冲区”。通过缓冲区机制，人民行动党内部凝聚力增强，外部执政的合法性和向心力也得到持续提升。 　　一、政党治理内涵分析 　　政党治理这一概念是将政治学中“治理”的概念借用到政党建设中来而形成的命题。相对于“管理”或“统治”的概念，“治理”更加强调政治过程中以规则和责任为导向的多主体参与，强调网络化权威，其旨在调和相互冲突的不同利益，促使各方形成共识，达成合作。治理是一个持续的行动过程，包括人们必须遵守的正式制度安排，也包括了人们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2]因此，相对于政党管理，政党治理更加强调政党内部组织间的沟通、合作以及政党与其他社会组织间的互动合作，是一个动态、持续的政治过程。 　　在政党治理概念中，政党类型更倾向于执掌一国政府权力的“执政党”。一般来说，政党治理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1）政党内部的自体治理——党内治理。这主要涉及到党组织的内部整合与向心力，要求党组织内部权力分配具有更广博的基层基础，权力运行更为民主化，形成网络结构的组织构架。（2）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治理——党外治理。这意味着在具体的政治过程中，政党既是提供制度、设置议程、提供服务的主体，也是网络化政治合作体系中的一个参与方。政党要依靠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促进自身的发展，不断提升社会凝聚力与合法性。（3）党内治理和党外治理是相互融合的。各级党组织处于社会之中，应当具有强有力的社会联系性。对于党员，不仅要从政治人的角度，更应从社会人的角度进行组织管理和引导。因此，党内治理和党外治理都需要以政治性为基础目标，但更需以社会性为依托。 　　总体上看，政党治理可以被视为一个包含不同治理层次的政党制度系统，是一种以“政党—职能组织（党内组织/社会组织）—公民/党员个体”为基础的多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政党治理重点在于将分散的、有利益冲突或价值冲突的组织或个人进行整合，并通过职能性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和相关的制度平台，将其传递到政党决策过程中。利益表达和博弈的“中介”角色与相关的利益协调规制手段是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是关键。这其中，党内治理层面，基层党组织的网络化构建、不同层级党组织间信息沟通渠道的构建、党员个人对党的事务平等参与是核心任务。党外治理层面，在合作主义视域下，政党权威的树立和增进是通过党对公民社会中其他组织的培育、引导和规范来实现，执政党的嵌入不是对公民社会法定功能的替代，而是对其功能履行的推动与保证。[3]政党应当与社会组织，尤其是政府承认的垄断性、大的共容性组织建立起合约化、制度化的互动和信任关系，确保政党社会基础的稳固。 　　二、政党治理必须重视的区域——缓冲区 　　缓冲区（buffer zone）的概念是由瑞典学者Henry Milner在其著作《Social democracy and rational choice》中提出的，是由W.Streek 和P.C.Schmitter 在1985年的文章“Community， market， state-and associations？ The prospective contribution of interest governance to social or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