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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体用观为基础的文化危机意识 　　摘 要：贺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的研究，在中西哲学及其比较研究中都做出了很独到的贡献。在文化意识上以他的体用观为基础，分析文化层面的“体”和“用”，并在分析和介绍贺麟的体用观的基础上，对他的文化忧患意识和文化融合意识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体用观；文化危机；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059-02 　　贺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的研究，在中西哲学及其比较研究中都做出了很独到的贡献。贺麟先生学贯中西，治学严谨，有着很强的学术担当意识，用自己独特的思想架构阐述了他的“学术救国”的思想，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哲学建立在他的“心”的基础上，他阐述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理合一”“心物合一”的思想，注重主体的自我意识的自觉，树立“主体的意志自由”。贺麟既关注“心”，又关注外在的“理”、“绝对精神”，以心融合理。在思想上希望融合程朱、陆王的学说而不偏执“心”“物”，融合西方的斯宾诺莎、费希特、康德、黑格尔的思想，又希望能够融合中西，在方法上注重科学的辩证法和直觉法的统一。 　　他的融合中西的思想有其体用合一的哲学基础。他的学术思想有他的人学的基础，注重主体的“意志自由”。 　　一、绝对和相对相结合的体用观――文化忧患意识的哲学基础 　　贺麟的体用观首先区别了常识上的体用和哲学意义上的体用。常识上的体和用是主和辅的意思，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是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常识的体用是相对的，没有逻辑的必然性。 　　哲学上的体和用，可以分为两层来说，一为绝对的体和用，体指形而上本体或本质，表现为逻辑、道理、法则、精神等。用，指形而下的现象，是具体事物。体一用多，用有动静的变化，体则超动静变化。他说绝对的体用观相当于柏拉图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分别，亦可称为柏拉图式的体用观，中国则认为朱子的“理气合一”理为体，气为用，可以看作起绝对的体用观。将许多不同等级的事物，依价值为准，依逻辑的次序排列成宝塔式的层级。最上层的为真实无妄的纯体或纯理念，最下层的为具有可能性或可塑性的纯用或纯物质。中间各层较上层以较下层为用，较下层以较上层为体。他举例说明，就如雕像，雕像为体，而大理石为用，而相对美的形式而言，雕像为美的形式的用，美的形式是雕像的体。心理的关系，那么心为理之用，理为心之体，身与心的关系，则身为心之用，而心为身之体。在相对的体用观中，体用的关系是范畴与材料的关系，最低的用材料到最高的体范畴形式绝对精神是有次序的发展过程。贺麟认为相对的体用观是亚里士多德的体用观，中国则认为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太极而阴阳，阴阳而五行，五行而万物”可以看作是相对的体用观[1]。 　　相对的体用观是绝对的体用观的发展，相对的体用观一方面包含了绝对的体用观，都认为纯理念或纯范式为体，以现象世界为用，另一方面将现象界事物排列成等级而指出其体用关系。按照绝对精神（理）、心、身、物等把世界分为不同的层级，高的为低一级的体，低的为高一级的用。 　　哲学上的体用关系和科学上的因果关系不同，认为科学上的因在国前，体用是逻辑的存在合一，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科学的因果都是形而下的事物，哲学的体为形而上，用形而下，体在价值上高于用，“心为身之体”不能说心是身之因，心所以为心之理，身的活动，意义目的等，都需要从心的内容去求解释。 　　哲学上的体用关系有三个特征。首先体用永远不可分离，体用必然合一而不可分，用必然包含其体，体中必然有其用，无体即无用，无用即无体，没有无体的用，也没有无用的体。片面地认为朱子的哲学是有体无用，西方的文化则是有用无体是不知体用关系。其次，体用关系不可颠倒。体是本质，用是表现，体是规范，用是材料，不能以体为用，不能以用为体。西方的宗教、艺术、哲学在西方为体，决不因介绍到中国而为用，科技在西方为用，决不因介绍到中国因为实用主义的影响而变为体。再次，各部门的文化都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都是一个道或精神的显现。 　　贺麟认为他的相对的体用观和绝对的体用观可以概括所有的体用观，对体用观进行分析。朱子和王阳明都可以用绝对和相对的体用观进行分析，而且也都符合。他的体用观是其思想的核心，贯穿于他的思想的各个层面，比如心物关系、知行关系都是用他的体用观来解释的。贺麟处于国难的时刻，他认为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上的危机，而且也是文化的危机。提出了“文化救国”，所以他的文化观是其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文化观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各个哲学思想。 　　二、文化的“体”与“用” 　　贺麟从文化的体与用的层面先分析了文化。引朱子的“道之显者为之文”解释就是道是文化的体，文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