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电影的爱与死试题.docVIP

西方电影中的爱与死 李道新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系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1988年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1992年获西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1996年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电影系获博士学位，先后在西北大学中文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任职，2001年调北京大学艺术学系。开设过的课程有：“中国电影史”(1999)，“中国电影批评”(2000)，“中国电影史研究专题”(2001)。主要著作有：《中国当代文学形态发展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波德莱尔是怎样读书写作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中国电影史(1937—1945)》(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中国电影批评史(1897—2000)》(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影视批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等。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制作了《台港电影欣赏》、《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史》三个系列的课件共22集。 感谢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星期六之夜来听我的讲座，本来以为这样一个相对沉重而又抽象的话题并不能引起听众太多的兴趣。我们今天主要通过一个大致的扫描，来探讨西方电影中的“爱与死”。 首先，要分析经典爱情悲剧及其动人情愫。在电影发展的早期，也就是现代主义电影还没有真正诞生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被人们习惯地称为世界电影的“经典时期”，爱与死是以一种“经典爱情片”的方式来展示的。当然，因为涉及到“死的问题”，这种“经典爱情片”更多的是一种“经典爱情悲剧”。然后，将要重点论述以本能、异化和悲怆为特点的现代电影中的爱与死。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影响的深入，以及存在主义等等一系列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兴起，还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期各种现代主义艺术潮流的涌现，现代电影作为一种“反传统”的“叛逆”的电影浪潮，开始将爱与死作为一个非常独立的母题展示出来。接着，要对所谓后现代电影中充满反讽、拼贴和滑稽模仿的爱与死进行探察。在当下的时代境遇之中，爱与死作为电影的题材资源是如何被使用的。最后，我们还要得出一个简短的结论。 应该说，在人类历史上、在叙事话语中，“爱与死”始终都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从诞生到毁灭，“爱与死”都是人类不可忽略、震撼灵魂的言说方式之一，它是人类精神和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文学作品里，《圣经》已有很多关于爱与死的话题。需要强调一点：在我的讲述中，爱与死是一个固定词组，或者说是一个独立的概念，不是“爱情”与“死亡”两个词汇的简单相加。中国的《红楼梦》也是表达爱与死的一个成功范例。我们在黛玉悲秋、葬花焚稿的场景当中，能够感受到爱与死带给我们的强烈震撼。在戏剧作品里，古希腊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也是非常典型的有关爱与死的寓言；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更是如此。在哲学话语中，弗洛伊德、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和萨特等等，都对爱与死有非常精彩而又本质的论述。例如，弗洛伊德有下面一段话：“在爱的问题上，性过誉(Sexual Overvaluation)现象始终令我们深感吃惊。这种现象表现为这样的事实：那个被爱上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免遭挑剔，它身上的所有特点都比那些未被爱的对象的特点，或确切地说比它自己在被爱上之前的特点得到了更高的评价。……这种性过誉和这种爱的现象如果愈强烈，那么对这幅图景的解释就会变得愈准确无误。这时，那种倾向于直接满足的冲动可能完全变成次要的了，如一个年青人的炽烈情感经常会发生的那种状况。自我变得愈来愈谦卑，对象则变得愈来愈高贵，直至最后对象完全掌握了自我的自爱，这样一来出现的一个十分自然的后果是自我作出了牺牲，可以说这个对象吃掉了这个自我。”弗洛伊德的论述，直抵潜意识或无意识的深层，观点明晰却又令人心悸。可以说，爱与死酿成的悲剧及其对这种悲剧的理解和阐释，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精神和文化，并将继续建构我们的叙事话语和电影历史。 对爱与死的讨论，从哲学、文学和戏剧的命题转换成电影的命题，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电影存在的深度模式进行严肃的探索。因为，在我们惯常的知识结构当中，电影总是不被重视的；当然，这与电影诞生很晚，电影的历史跟哲学和文学相比还显得过于浅近有关系。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和我们的学科体制或人类知识的等级制度不无关联。到现在为止，在很多思想家和文学艺术家心目当中，电影仍然被认为是一种很“俗”的、很不上档次的、很没有深度的东西，充其量只是一种娱乐和游戏。当然，也有一些思想家认为，娱乐和游戏本身也是有自己的深度的——当然这是后话。 然而，我们发现，从电影诞生到现在，电影艺术家对爱与死这一宏大、深刻命题的探索，跟文学、戏剧、哲学等各种叙事话语相比，实际上是毫不逊色的。无论经典爱情片，还是现代主义电影和后现代主义电影，不仅通过独特的方式探讨了爱与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