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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文物保护及博物馆工作之路 　　【摘 要】文物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迹和遗物。文物能够反映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当时生态环境和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状况。基层文物保护部门是国家各项文物保护保护的第一道屏障，是各项法规、方针、政策的落实者和执行者，对于我国整个文物保护体系至关重要。本文将对基层文物保护及博物馆工作方向进行探讨。 　　【关键词】文物；博物馆；保护 　　一、文物保护理念不断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工作始于上个世纪20、30年代，1928年国民政府设立了第一个专门保护管理文物的机构—“中央古迹保管委员会”。同年，国民政府内部颁发《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其中的“名胜古迹”涵盖湖山、建筑、遗迹等三类，“古物”则包括碑碣、金石、陶器等十类。1930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古迹保存法》，是我国历史上由国家公布的第一个文物保护法规。其中明确规定“本法所称古物是指与考古学古生物学及其他与文化有关之一切古物而言”。1931年7月，又颁布了《古物保存法细则》，开始将古代建筑纳入文物保护的范畴。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物保护开始由政府统筹管理。1982年《文物保护法》公布实施，将“文物”概念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2002年，我国政府对《文物保护法》进一步修订，形成了目前国家立法保护文物的基本范围。随着“文物”概念的深化，文物保护范围逐渐扩大、文物保护对象不断增多。文物保护已经从单纯针对器物本身发展到关注器物组合、器物出土环境，从仅仅聚焦建筑本体发展到保持建筑周边环境的协调，文化遗产的概念日益突出。 　　二、基层文物保护是我国文物保护体系的最基本构成 　　有效地保护和管理好各类文物资源，是国家的职责。各级政府和文物、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行使这一职责，依法保护和管理好本辖区内的文物，这是国家赋予的权利，也是法律规定的责任。文物保护的核心内容有两个：一个要处理好文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使文物尽可能地不要因时间和自然因素的原因遭到破坏；二是要处理、协调好文物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使文物免遭人为破坏。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这就大大增加了协调文物保护与社会环境关系的难度，反映出文物管理的广泛性与社会性。 　　我国的文物管理工作实行的是“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各种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以行政区域的形式划分到省、市、县（区）。通过文物安全日常巡查以及文物保护志愿者制度，基层文物保护部门可以第一时间了解文物的最新情况、第一时间发现文物面临威胁、在文物面临破坏的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基层文物保护部门是国家各项文物保护保护的第一道屏障，是各项法规、方针、政策的落实者和执行者。无论是文物日常安全维护，还是在文物保护单位周边建设项目中的文物保护，基层的文物保护部门都是反应最迅速、行动最有效的机构。因此，基层文物保护部门可以说是我国整个文物保护体系的活细胞和最基本构成。 　　广州市海珠区文物博物管理中心为区文广新局下属事业单位，统筹管理邓世昌纪念馆、十香园纪念馆、潘鹤雕塑艺术园、粤海第一关纪念馆及海珠区辖内不可移动文物。一直以来，中心以《文物保护法》及《博物馆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为工作准绳，积极完成上级部署、努力做好各项文物工作，在加强文物保护、维护文物安全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基层文物保护应走向全方位和立体化 　　通过第三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广州市海珠区公布了211处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5处、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3处。其中不少文物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琶洲塔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赤岗塔均建于明代，对南海入珠江的航运起着导航和标志的作用，其兴建与古代广州海上贸易的繁荣密不可分。而黄埔古港古村的兴旺源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清代的黄埔古港更是成为了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关口。在对以上文物的保护过程中，海珠区不但注意对文物本体的保护和修缮，更是力求以点连线，从中提取古代广州海外贸易元素、挖掘文物之间的密切关系、研究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 　　潘氏家族是粤商十三行历史上最显赫的家族，对广州乃至中国近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潘氏家族在海珠区的建筑遗迹主要有三处：潘家祠、潘氏家庙、潘氏大院。潘家祠建于清朝初年，由潘氏家族入粤始祖潘振承兴建，潘氏家庙由潘振承四子潘正炜兴建。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我区发现了潘正炜四子之孙潘佩如家宅—潘氏大院，该建筑为民国时期混凝土结构双层楼房，虽经近百年，外观、结构及室内构件均保留完整。2008年，潘氏大院作为广州市重要文物新发现被《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书收录，也是广州市唯一入选的新发现。以上三处遗迹集中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