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路.docVIP

浅议我国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路 　　[摘要]针对西方出现的非犯罪化思潮，我国出现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道路的争论，我国要作出自己的现实选择，走一条适度犯罪化道路，也就是要对犯罪化进行适度限制。 　　[关键词]犯罪化；非犯罪化；现实选择 　　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概述 　　犯罪化，一般是指将以往不是犯罪的行为，作为刑法上的犯罪，使其成为刑事制裁的对象。非犯罪化一般是指将迄今为止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犯罪化分为立法上的犯罪化和司法上的犯罪化，同样，非犯罪化也包括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立法上的犯罪化是指通过刑法的修正、修改将以前不是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司法上的犯罪化是指在刑法条文不变的情形下，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将不是犯罪的行为作为犯罪处理，在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司法解释，这样司法上的犯罪化也成为了可能。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出现了非犯罪化的思潮。英国于1967通过了《性犯罪法》将21岁以上男子私下进行的同性恋行为非犯罪化。该年还通过了《堕胎罪法》，根据该法如果妊娠是由一个已经注册的开业医生予以终止，并由这一医生提出建议，则不构成堕胎罪。德国于1975年颁布新的刑法典，将以前作为犯罪处理的决斗、堕胎、男子之间单纯的猥亵行为非犯罪化。瑞典通过了修改过的《性犯罪法》，缩小了亲属相奸等罪的范围。美国在“重重轻轻，以重为主”的刑事政策的作用下，颁布法律取消了醉酒、色情书画、卖淫、通奸、自杀等犯罪，并对堕胎也进行了非犯罪化，“在美国堕胎已被普遍允许，婚前性行为已不再作为犯罪处理。同性恋在一些州也已经合法化了”。 　　针对世界范围内的非犯罪化趋势，我国到底实行什么样的刑事政策，也就是实行非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理论界学者争论较大。有一部分学者主张实行犯罪化，认为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犯罪率上升，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将这些行为进行犯罪化处理。这部分学者仅仅看到了刑法积极的一面，却忽视了刑法功能的局限性。主张非犯罪化的学者认为我国应该学习西方，从保障人权入手，主要从刑法的谦抑性进行了探讨，将一些以前归为犯罪的行为排除犯罪行列。这部分学者看到了刑法的局限性，但忽视了刑法应有的功能。还有的学者主张在中国实行适度犯罪化，对那些新出现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进行犯罪化，但犯罪化不能过度，这一观点总起来说是合理的。犯罪化和非犯罪化是刑事政策的两条主线，单独采取任何一种刑事政策都是不合理的，必须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结合起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都有自己的传统、习俗等，各国的法律文化都不一样，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盲目学习西方的犯罪化，我国古代有实行重刑主义的传统，民刑不分，报应观念深入人心，实行西方式的非犯罪化不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应该实行适度的犯罪化，也就是在实行犯罪化的同时，对其进行适度的限制。从我国的立法及其修改可以看出我国总的来说是实行的是犯罪化。1997年刑法典较之于1979年刑法典在条文上由192条增加到452条；分则条文由原先的8章增加到今天的10章；罪名数由130多个增加到410多个。同时立法机关还颁布了8个刑法修正案，从刑法修正案一到修正案八，增加了许多新的罪名，可以看出我国的立法机关遵循了犯罪化的要求。 　　我们不能盲目学习西方的非犯罪化，因为西方的犯罪概念和我们国家的犯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有较大的差别。在我国，犯罪是指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刑法规定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对那些仅具有一般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由其它的民事、商事、行政等法律规范来进行调整，刑法调整的仅是那些如杀人放火、抢劫、严重经济犯罪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一般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并没有作为犯罪处理。我国刑法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划定犯罪的范围而将一般违法行为排除在外的：一是以情节是否严重、是否恶劣作为区分标准，如《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的虐待罪以“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成立的要件，对情节一般的虐待行为则按照《婚姻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处理；二是以后果是否严重作为区分标准，如《刑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危险物品肇事罪122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为构成要件，对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的行为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处理；三是以是否引起可能导致某种严重后果的严重危险为标准，如刑法典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的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就以“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为构成要件，对未引起这种严重危险的行为则依据《（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处理；四是以数额是否较大、是否巨大或者数量是否大、是否较大作为区分标准，如刑法典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罪就122“数额较大”为构成要件，对未达这一标准的一般诈骗行为则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处理。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