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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地方道教史著作会写得更好 　　上世纪最后十几年，曾经出版过几部地方道教史著作，开风气之先。如李远国著《四川道教史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黄兆汉与郑炜明著《香港与澳门之道教》（香港加略山房，1993年），赵亮、张凤林与貟信常著《苏州道教史略》（华文出版社，1994年），樊光春著《长安·终南山道教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赖宗贤著《台湾道教源流》（台湾中华道统出版社，1999年），郭武著《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 　　近几年，对地方道教史的研究，又有较大收获。张宗奇著《宁夏道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萧霁虹与董允著《云南道教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昆明市宗教事务局编《昆明道教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樊光春著《西北道教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孔令宏与韩松涛著《江西道教史》（中华书局，2011年）等，相继与读者见面。《河北道教史》自2005年启动编写，几易其稿，至今仍在精雕细刻之中。此外，据说还有几个省市的道教史著作正在撰写或策划中。 　　孔令宏、韩松涛和王巧玲合著的《浙江道教史》即将付梓，这意味着又一部地方道教史著作即将面世。 　　2003年11月，在浙江省宁波市召开了“首届葛洪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孔令宏教授为大会提交了题为《浙江道教史发凡》的论文。看来，孔令宏教授早已有意撰写《浙江道教史》一书，这篇论文小试牛刀，只是“前奏”。2005年5月，“天台山暨浙江区域道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天台县召开。这次会议是首次以浙江道教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无疑对撰写《浙江道教史》一书大有裨益。2006年，浙江文化工程研究课题“浙江道教史”获得批准立项，三位作者开始动笔。历时4年，《浙江道教史》一书于2010年完稿。 　　三位作者都在浙江工作，拥有研究浙江道教史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孔令宏博士是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韩松涛君是浙江大学图书馆馆员。王巧玲女士是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中文系讲师。孔令宏教授与韩松涛馆员合著过《江西道教史》（中华书局，2011年）和《丹经之祖——张伯端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三位作者研究浙江道教史，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对工作地区恩德的回报。 　　古代浙江，涌现出一大批对道教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道士。《浙江道教史》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描绘了道教在浙江发生、演化、生存的轨迹，称浙江为“道教大省”，历数高道之道行，具有综合之功。春秋时期以前，今浙江地界为越国的本部。五代十国时，临安人钱镠曾以今浙江地界为主建立吴越国，偏安近百年。而今，浙江全省操吴语的人口占总人口的98%以上。《浙江道教史》追本溯源，探寻了造成道教在浙江特别兴盛的原因，成一家之言。 　　已出版的地方道教史著作，颇受好评。但其中大多数著作，或对田野资料、或对口述史料、或对政府文档材料用得不够，未免美中不足。从我阅读过的《河北道教史》草稿和即将出版的《浙江道教史》可以看出，这些美中不足，在此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难以避免。 　　近几年，我作为顾问，多次随《河北道教史》编写组，在燕赵大地上进行田野考察和社会调查，东临渤海，南步临漳，西登太行，北履坝上，中渡唐河，增长了不少见识，获益良多。以碑刻为例，在考察中，散落城乡各处的古代道教碑刻，不时闯入眼帘。这些碑文，内容丰富，记载了有关当地道教的大量史实。可以推断，全省散落碑刻数量众多，《河北道教史》编写组想“临时抱佛脚”也抱不了。因为，收集全省碑刻的工作，已经超出了课题的任务之外，时间和经费都不允许。即使对闯入眼帘的碑刻，也只能走马观花，来不及仔细辨读，更不可能拓片和考证。为客观条件所限，《河北道教史》不能充分征引全省散落的碑刻，情有可原。 　　孔令宏教授的代序《浙江道教史在中国道教史上的重要意义》解释说：“浙江道教史跨度长，问题繁复，近现代部分，受精力和课题结项的时间限制，更重要的是近现代部分搜集资料比较困难，田野调查耗费很高，经费严重短缺，加之古代部分即已达到近60万字的篇幅，我们不得已先完成古代部分，而把近现代部分付诸未来。” 　　这一解释是说，《浙江道教史》没有写出近现代部分，实出无奈。三位作者遇到的难题，带有普遍性。关于“结项的时间限制”和“经费严重短缺”，牵涉到课题申报制度的不完善及存在着重理轻文的不当倾向等复杂问题。关于“近现代部分搜集资料比较困难”，主要是搜集口述史料和查阅政府文档材料比较困难。 　　我相信，课题申报制度会进一步完善，重理轻文的不当倾向会得到纠正，但这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我们自己可以争取较快行动起来的是，将搜集并整理有关地方道教史的田野资料、口述史料的工作做在前面，查阅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