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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一首拖延发表的诗词 　　我父亲曹汉奇是历史学家，解放后，他先后在上海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任教，曾与吴泽、戴家祥、苏渊雷等历史名家同事，是端木蕻良的哥哥。著名散文家秦牧曾经在他的《漫记端木蕻良》一文中提到：端木蕻良小时候在天津念了一年中学，就因家庭接济不了而辍学回到东北老家。“后来，还是他的哥哥重新把他带了出来，才继续念上南开中学和考上清华大学历史系的。他对这位提携他成长的大哥非常尊敬。这个哥哥后来成为了大学的历史教授，有好几次我在端木家里见到他，深切地感到这对老兄弟之间深厚的情谊”。 　　他们兄弟4人中，我父亲排行第二，端木蕻良最小。叔父本名曹京平，端木蕻良是他1936年登上上海文坛时开始使用的笔名。几十年下来，笔名代替了本名，他的本名也只有我们亲属和当年他的老同学、老朋友知道了。端木叔父曾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去年是他诞辰百年，我给他整理出一个尽可能详尽的年谱，又把残存的父母生前与叔父来往的书信翻了出来，结果有件事引起我的注意。“文革”后期，端木叔父曾经写过一首咏梅词，寄到哈尔滨我父亲处，请他修改，准备在香港发表。 　　围绕这首诗词，前前后后发生了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在当时那种政治观念和极端的环境下，它就必然的产生了。正好，当时我从北大荒探亲回家，亲眼目睹了这事情的前后经过。 　　那是1975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推行全面整顿，国家环境相对安稳许多。年底前，端木叔父给已年近70高龄的父亲邮来三首新作的诗词，请父亲过目修改。我后来从父亲给婶母钟耀群的信中才知道，让父亲做叔父作品读阅第一人的习惯，从叔父年轻时登上文坛之前，已是如此了。且不说他在南开中学发表的作品，就是1933年在天津我父亲家里创作他的小说代表作《科尔沁旗草原》，我父亲就陆陆续续读过不少篇章，那时几乎天天下了班就陪同他散步，交流思路，提出修改建议。叔父到上海写的诸如《雪夜》等小说，还特地邮到北京我父亲的养病处，经我父亲修改后，再邮回上海发表。难怪60年代，他突然邮来好些篇小说给父亲过目，原来是老传统了。 　　新诗作突然引得父母惶恐不安 　　1975年初，大病初愈的叔父用一个星期完成了长篇论文《曹雪芹反儒崇法举证》。因文中反儒的内容不多，他同意采纳父亲建议改名《曹雪芹是法家举证》，写好后又复写一份邮到哈尔滨，请我父亲再次修改。“文革”开始以来，已经9年过去，叔父没有任何作品发表。现在写了一篇文章，哩哩啦啦修改了大半年，最后犹犹豫豫没拿去发表，还是放进了抽屉里。年底又邮来了诗词，其中《齐天乐·咏梅》是咏北京一处花园里的红梅，《一萼红》是写全国学大寨，《永遇乐》后来题目是《读辛弃疾遣兴作》。 　　1976年元旦前后父亲把《齐天乐· 咏梅》修改后寄给叔父。1月6日叔父给我父母来信，告之他的咏梅花诗词《齐天乐·咏梅》还是用自己的原作邮给了香港《大公报》的陈凡准备登报。另外《光明日报》也来约稿。这是1966年“文革”以来，叔父第一次得以有了公开发表作品的机会，他和我们亲友都非常地高兴。 　　1月8日 周恩来总理病逝北京。消息传开，端木叔父非常悲痛，动笔写词《水调歌头·总理逝世泪成斯词》，称颂总理是泰山的青松：“泰山石作骨，东海翠为风。任它冰雪百丈，生意带春浓。针指山妖水魅，干铸盘根错节，亘古一青铜。……”父亲也在悲痛中抓紧时间修改叔父《一萼红》等词，他给叔父去信说：“这些天正是我们失去伟大领导人周总理十分哀痛的日子，我每读报，每想到这样杰出而全面的、为祖国翻身为革命鞠躬尽瘁的世界伟人，便不禁流泪。我不能去吊唁，只有在你创作的诗篇用尽心血”，“因此这些天全力以赴”。同时对《齐天乐· 咏梅》还是坚持他的修改内容。并于12日上午下午各发一信给叔父谈他的修改意见。14日下午又拖着病体亲自去邮局发出多次修改后敲定的这篇咏梅的诗词稿。15日晚改好《一萼红》，16日改好《永遇乐》，晚上写信谈对《一萼红》和《永遇乐》的修改意见。并表示“可惜我太外行，改动之处很难妥切，作为参考而已”。 　　那时我正好从北大荒回来探亲，父亲告诉说：你老叔就是有文采，政治题材的诗词竟然写得那么有艺术性，没有一点儿标语口号，与现在报纸上登载的诗词来比，强的不知有多少。令我更惊讶的是，端木叔父遭受过那么多的不公正，又连年病得要死要活的，与妻子从结婚就分居长达14年，虽说现在是邓小平同志主政，可是大局势依旧黑云压顶啊，他怎么会如此的乐观，看到“春潮知信，东风吹遍”了呢？那时我对叔父是完全不了解的，真正可以称得上多少理解他了，是我后来到北京工作，在他身边的时候。当时最令我们高兴的是，叔父的作品终于又可以见诸报端了，这对我们曾经打入另册的人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啊。 　　谁知高兴了没有两天，当得知叔父坚持采用原稿时，父亲突然惶惶然，坐立不安了。“文革”初期，作为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