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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表达自由”新闻实践中的局限 　　【摘 要】表达自由是公民重要的权利，表达自由中最重要的就是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但是表达自由在新闻实践的过程中却有一定的限制。文章通过将表达自由区分为“积极的表达自由”和“消极的表达自由”，分别论述了在这两种自由概念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局限，即媒介近用权问题和观点市场失灵问题，并引入政府规制概念来解决表达自由在新闻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关键词】表达自由；自由主义；媒介近用权 　　关于“表达自由”的含义，国际人权文件、各国宪法和法律以及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专家、学者给出的解释颇不一致，对于其内涵、外延、表现形式等的探讨也意见纷纭，林林总总不下百种说法。赛亚·柏林在《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中，对自由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区分，一个是“消极自由（freedom from）”，一个是“积极自由（freedom to）”。他将“消极自由”定义为个人行动不受他人干涉的区域；“积极自由”则意味着个人的生活和选择是由自由而不是任何异己的因素所决定。 　　一、“观点的自由市场”与市场失灵 　　“表达自由”作为宪政制度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第九条关于议员言论自由特权的规定。从制度层面对“表达自由”的确定得益于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的基本哲学。自由主义者认为，人作为有思想的有机体，能够组织其周围的世界，能够做出促进社会利益的决定。 　　美国大法官斯图亚特认为，新闻出版业之所以是被明确赋予宪法保护的唯一的私人行业，是因为大众传媒能够成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但是这“第四权力”会不会全心全意为公民的言论自由服务，还是被所有者滥用，成为其谋取利益的工具。在这种条件下，媒介不是为公众服务，而是为财团、广告商。大众传媒偏离大众，逐渐成为少数人满足其利益的工具，首先是大众传媒市场的集中乃至垄断。其次，是私有媒体对商业利益的追逐，导致节目庸俗化。可见，摆脱了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并不是表达自由的守护神，虽然摆脱了政府，却又受到私人经济的牵绊。 　　二、媒介近用权与文化分裂 　　接近使用媒体权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法学界新提出的一项公民权利，学者们把其构想为“一种法律上可强制执行的权利，一般私人可根据该权利，无条件地或在一定条件之下，要求媒体提供版面或时段，允许私人免费或付费使用，以表达个人意见”。 　　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媒介近用权的应用却受到社会分裂的限制。新闻媒体在发展中越来越呈现精英化，媒体以及媒体报道被称为主流，而农村、农民、农民工、穷人等弱势群体被边缘化，成为媒介所言的“他者”。表达自由不仅强调发出声音，而且被听到的权利也是重要的权利。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匮乏，在接触使用媒介上处于弱势，他们如何发声？谁来为他们说话？谁来聆听他们的声音？ 　　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的西北部有一个叫“农村工人运动”的组织，该组织的任务之一就是收集各种农村中的新闻，使农村中的穷人有一个讲坛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发表见解，该组织提供了一个听证的机会，把官僚和地方的发展官员召集起来，经过一个非正式的宣誓之后让他们回答村民提出的有关问题，并和村民共同阅读各种公共的文件。在腐败问题上，印度政府还没有发展出一种地方层面的审计制度，而新闻媒体会因为这是地方上的区区小事，不值得报道，当印度地方、村庄出现谎报预算之类的腐败事件，往往由这种农村组织来揭露。 　　由此可见，一种公共表达的组织形式，能够弥合城市精英与农村之间的鸿沟，也能够为农村地区弱势群体提供一种表达自由的渠道。 　　三、政府规制 　　由上述探讨中，可以看出，在表达自由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市场失灵和媒介近用不平等等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规制无疑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建议。 　　早在二战结束，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出版重要的著作《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认为自由是伴随着义务的；而享有我们政府特权地位的报刊，就对社会承担当代社会的公众通讯工具的某种主要职能。 　　但是国家若是依靠政府来纠正报刊内部的情形，那么国家就会转向极权主义。“如果现在社会需要一些强大的公众通讯机构，那么这些集中机构是强大得足以威胁民主，如果民主只用分散这些集中机构的方法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些机构必须自己控制自己，或是受政府的控制。而它们若是受政府的控制，我们就失掉了反对集权主义的主要保障——并且同时还向极权主义买了一大步。” 　　因此，在政府规制的过程中，如何不损害媒介自身的表达自由？ 　　政府的规制是通过政府对媒体进行约束，一方面达到便于公众接近和使用媒体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媒体负起对社会、对公众的责任。首先，政府可通过反垄断法等手段来限制媒体的集中，集中垄断导致市场力量失衡，弱势群体的机会减少，限制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