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通典》中杜佑的经济思想.docVIP

论《通典》中杜佑的经济思想 　　[摘 要]杜佑的《通典》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典制体通史，其中蕴含了及其丰富的经济思想，如重视农业；提倡薄敛节用并研究总结前人的经济思想解决现实问题。 　　[关键词]《通典》；杜佑；经济思想 　　杜佑编撰《通典》，先后花费了三十六年的时间，在《通典》中杜佑详细记述了历代与治国密切相关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典制法令，各种评论，并用说、议、评等形式发表了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杜佑从群经、诸子，正史到杂书，搜罗了许多有关制度的记载，并把这些典制分成九门，分类记述。杜佑在安排记述九门的先后顺序时，把食货放在首位，这在此前的正史书志中是没有过的。杜佑对这种结构的安排，并不是在形式上追求标新立异，而是其精心布局的结果，是其写作思想的体现。杜佑在《通典》的序言中对此做了说明。他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凛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1]从这段自序中我们可以得出，杜佑认为，政治与经济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上，杜佑认为经济对政治起决定作用，经济是一国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因此把食货放在诸典之首。由此可知，杜佑重视经济的主张与一些空谈礼乐治国的道学家的看法是大不相同的，具有一些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显示了杜佑在治理国家上的远见卓识。 　　一、重视农业解决粮食、土地、劳动者的问题 　　“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2]，如果百姓不能温饱，四散流亡，则教化既失去了对象，国家也失掉了赋役来源，他从这一观点出发，特别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重视田土管理，劝民务农。“农者，有国之本也”[3]，“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谷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谓之治致。”[4]只有使“天下之田尽辟，天下之仓尽盈，然后行其轨数，度其轻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风，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域，斯不为难矣。”[5]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生产在封建社会经济中占着主导地位，杜佑的重农思想是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为中心之点。农民不固定在土地上，土地就不能耕种，谷物就不能生长，封建统治就不能维持下去。因此在“食货典”中，杜佑把“田制”排在第一，首先叙述历代土地制度，反映了他对封建经济中“土地”这一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的重视。杜佑深入研究田制分析了田制的重要性，认为对土地管理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农业的发展。他对商鞅变法以及王莽篡位改变田制都做了评价，对商鞅变法中的“废井田，开阡陌”大加肯定，称赞秦国“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6]对王莽不切实际地复古改变田制的变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其变法结果导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百姓涕泣于市道。”[7]杜佑还研究了封建社会中期的均田制，详细记述了均田制自北魏产生，至隋唐消亡的全过程及实施情况。指出“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宽，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8]此时均田制已名存实亡，徒有虚名，并未真正付诸实施。杜佑在研究历代田制的基础上，认为应结合现实，制订切实可行的田制。 　　杜佑在《通典·食货典》中还提出了要劝民务农、使民安居乐业。他在《食货典》中曾记载了晁错针对汉初人口土地众多而积蓄没有增长这一矛盾，对汉文帝说的一席话，晁错分析当时的情况说：“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方今之务，莫如使民务农。”[9]汉文帝采用了晁错安民务农的建议，结果仓廩充实、形势大好。杜佑深为赞同晁错的观点，从而认为“地载而不弃也，一著而不迁也，安固而不动，则莫不生殖。”[10]反复强调，民要务农，以安居乐业。倘若农民不安土，四处流动，则使地难尽其利，人难尽其力，就容易出现“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11]的社会现象，造成国贫民困的社会危机，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收入和安定。 　　在杜佑看来，只要统治者对农业的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就能解决好粮食、土地、劳动者这三个关键问题，这三个关键问题解决好了，就可以达到“国用备”、“人食足”、“徭役均”的目的，社会经济就能取得不断的发展。 　　二、提倡薄敛节用解决国足与家足的问题 　　杜佑主张“薄敛”“节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