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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社会学视野中的中国女工研究 　　【摘 要】随着身体社会学的兴起，中国女工的研究由宏观的社会结构或制度转向了微观的身体关怀。以女性农民工为主的女性劳动者群体，对生产流水线或服务业的工作场所中所遭遇的身体的规训，有着她们自己的理解和表达方式。身体成了被创造利润的符号，资本在女工身体上的控制导致的身心分离，这一方面是逃脱父权制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女性通过主动或者被动的方式来获得身体的自主的缘由。 　　【关键词】女工；规训；劳动异化 　　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随着“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农民工”相关课题研究也进入了社会学视野。它代表着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离开农村土地，来到城市进入工厂劳动的群体。说到中国女工，往往也带有女性农民工的意味。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很多地方尤其是服务行业里，来自中小城镇的，非农业户口的“80”后和“90”后女青年，由于家庭情况或个人原因，从一般专业性技校出来以后直接进入工厂；或者是中学毕业就直接进入劳动场所。这部分群体如果抛开户籍问题来看，她们与一般的新生代农民工有着相似的社会特征，她们进入劳动场所后的待遇和经历，是不会因为她们的户籍而有所区别。因此，本文所指向的中国女性劳动者，包括在建筑工地、工业流水线生产基地、餐饮服务业等在基层岗位，大部分通过体力而不是脑力劳动来获取劳动报酬的女性群体，即一般意义上的“打工妹”。 　　身体社会学的兴起主要是由于社会本身的内在变化所引起，身体社会学本身的发展逻辑同样遵循着从直接切入生理身体到间接关怀社会身体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健康、疾病、老龄化等直接与身体相关的社会现象的关注直接催生了身体社会学的最初研究兴趣。“由于医疗实践性质和技术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疾病与病痛的变化结构，以及由于人口老龄化——至少发达的工业社会是这样的，身体在当代文化中变得重要起来”。我国早期对劳动者的关注集中在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变迁上。随着这一群体的不断扩大，社会问题也日益严峻，对劳动者的心灵及身体的关怀也越加深厚。女性劳动者，由于其特殊的生理结构，她们在工作场所所遭受到的困境于男性是不一样的，她们对于社会环境施加于她们身体的剥夺，也有着独特的感知。一些女性主义者在对女性生存现状的考察中，清醒地认识到女性的无话语权、无身体权的严峻现实，力图找寻属于女性的独特特质。要建立女性的主体地位，就要认真地对待女性的身体，关注女性的体验、情感、思想和欲求，挖掘过去社会文化充耳不闻的女性身体的隐秘体验。如果女性没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力，没有言说身体的体验、精神和心灵的权力，或者女性的精神空间被男性主体意识所殖民化，女性无法真正拥有自己的肉体和灵魂，那么这样的女性是没有主体性的。因此，可以说，女性的解放离不开身体，而女性的抵抗也必然从身体出发。类似于餐馆服务员、服装加工厂的劳动者这样的职业，大多倾向于女性群体，这也是女性生理性别中的温和、细致这样的特征所决定的。 　　一、身体政治——“被规划”的人生 　　“身体政治”是一个涉及实践和策略的概念——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借此规训人类身体，同时个体及其身体对社会控制做出反抗。从福柯的作品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身体被社会权力全方位的规训和控制。他使人身处于一种全景敞视之中。因此，身体政治是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在女性工人身体上的表达，是一种被构造的身份和思想与行为上的权力展示。 　　（一）被构造的身份 　　80年代初，中国开始从僵化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珠三角这个有着天然优势的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的政策福利下更是突飞猛进，城市日新月异的建设、产业更新、资本的融入等等，吸引着大批的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前来奋斗。“打工仔”和“打工妹”成了改革开放时代特别的地域环境下产生的特殊身份符号，它象征着年轻、弱势、文化水平低。“打工妹这个特殊的打工者主体不仅体现出生产关系，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与文化论述、消费关系、社会网络、家庭关系、性别比喻及社会抗争”。 　　（二）身体即符号 　　对工人的行为进行精细化的计算与操控，最早从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思想和他的实验中就可以看到。在最低成本与最高效率的驱使下，工人的劳动被分解为一系列可计算可度量的标准化动作，每一个动作都有精确的时间控制，工人的每个动作关系着整个流水线的生产，都计算于成本之中。工人一旦上了流水线，身体便不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与机器一样的自动运转的人体机器。随着对产品质量和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管理者在生产过程中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密。工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做规定的事。统一的着装、统一的语言、统一的表情情感研究……一切都在管理人员规定的范本和条例之中。 　　每当我们走进一家餐饮店，首先接触到的是着装、语言、面部表情统一的服务员。进入工业化时期，人类的生产方式和女性的生育模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有酬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