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育简史.docVIP

中国古代教育史掠影 作者：叶观澜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出现学校。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因而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至于当时的寺院教育，我们知道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乃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观澜注』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宋代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观澜注』自宋以降，后世著名的书院有岳麓、嵩山、白鹿洞、东林、庐阳等系列书院。明代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观澜注』可能正是由于明代科举制度的过于苛刻，大官都是脱了一身皮，才从考场脱颖而出。故大官僚在明灭之时，除了夏家父子两人以身殉国外，很少不降闯贼和满清的。从贼多迫于无奈，降清则并无多少愧色。乃至清主都有些吃惊，不得不修《贰臣传》以绝后世降臣退路，为万世臣子戒。可能正是由于明代大臣们认为官爵俸禄乃天下之公器，自己都是一刀一枪在考场上凭着自家的读死书的本事和拼着小命不要考到手的，而并非出于君父私相授予之恩典赏赐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