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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观念的误区 论文作者：张龙 论文类别：法学理论 　　当代中国，法治观念正逐渐深入人心，这无疑令人欣喜，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发现：时下流行的许多貌似合理的法治观念正在潜移默化地蜕变为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泥沼和误区。这表现在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略加论述。 　　（一）关于传统 　　所谓传统“是一种历史上形成并延续到现在，对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精神力量”（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446页。）。强大的历史惯性为传统最基本、最显著的特征。众所周知，任何社会进步都要以合理的承继本国传统并吸纳外国传统为前提，即首先要对传统进行有效的创造性转化。在中国向西方学习法治的过程中，“体用之争”同样一直是个令人困惑的难题。但无论是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论”，革命激进派高呼的“西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还是当代折衷主义者倡导的“中西互为体用论”，都在体用标准的确定和体用理论的推行中遭遇到种种无法克服的艰难并最终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我认为人为地区分“体用”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意义甚微。“思想本身的责任不是纠缠着传统（无论是接受还是反抗），而是首先去旁置传统。把传统当成对象，将传统转化为无立场的思维空间的某个问题，然后试图解决问题。”（注：《论可能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69页。）一旦丧失了这种反思理念，则将出现勒邦所尖锐指明的状况“这些被社会剥夺了反思意识的人们在煽动下可能试图摧毁传统但又很快会重新依赖传统，并再次成为传统的奴隶和变革的敌人。”（注：《论可能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11页。）由此我们不禁联想到一种被广为倡导的批判理论——不破不立。这种听似果敢的理论不幸常常沦为“只破不立”式言行的翻版，并注定会培养出一批破坏功夫一流、创造能力奇差的盲动者来对有益的理论进行消融、对良好的秩序进行摧毁。我支持郑也夫倡导的具有建设性意义的“不立不破”式理论，“立，即所谓创新，是对传统最有力的打击，最深刻的批判，也是对传统最好的继承。新旧事物应在共存与比较中接受人们的选择，不可以凭打击对方来抬高自己（仍是所谓不破不立）。”（注：郑也夫：《代价论——一个社会学的新视角》，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10页。）所以对待法治的相关传统，我们首先应作为一个深刻的保守主义者将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部分承继下来（这是社会变革的基本前提），然后再依据现实对传统进行无立场的思辩。 　　（二）关于农村的历史与现状 　　当前颇有一部分国人对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抱着过于乐观的态度，认为法治应该也必将同商品经济一样飞速发展。但是在中国所占地区最大、所占人口最多的农村地区的法治情况却往往被他们忽略，同时新闻媒体上不断曝光的农村法治的糟糕现状，又令这些人大为尴尬，于是对所谓“农民劣根性”既不负责也不深刻的指责漫骂又铺天盖地而来。我认为只有木着严谨、宽容的心态去对农村的历史与现实进行必要的考察才能作出相对公允的评判。 　　王铭铭在引述吉登斯的历史社会学模式时提到：“民族——国家的成长史是以社区内部的人民不断被从地方性制约中‘解放出来’，直接面对国家的全民性规范、行政监视、工业管理、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的过程。”（注：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家族、国家与社会——福建美法村的社区史》载于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26页。）可以说中国的这一过程进行得既不充分也不顺利。在用法律这种最富实效的普遍标准来替代影响力各异的种种特殊标准时，我认为处理好国家法与民间法、国家权威与乡土权威之间的冲突关系成为关键之所在。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家法与民间法二者的冲突。由于我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传统（具有最高权威的良法得到普遍的遵从），导致我国的法律只在某些层面上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且又影响深远 　　的“伦理法”。所以在推行现代法治的过程中我们迫不得已从西方进行了大量的法律移植。古代的伦理法在现代转变为民间法（主要作用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广大农村地区），官方引进的西方法律则名正言顺地成为国家法的主体。依常理判断更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具有诸多优势的国家法理应一统天下，但事实偏偏嘲讽了常理：是民间法而不是国家法更为农民所依赖，同时国家法在与民间法这种“亚文化”的抗衡中却逐渐丧失了其权威性。其深层原因诚如梁治平所言“我们并不是渐渐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任，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任这法律，因为它与我们五千年来一贯导行的价值相悖，与我们有着同样久长传统的文化格格不入。”（注：转引自姚建宗：《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载于《吉林大学社科学报》1997年第二期，第11页。）面对严峻的现实，我们不得不去深入地关注具有柔韧生命力的“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