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丝织生产的商品化参考资料.docVIP

略论宋代丝织生产的商品化 ［关键词]宋代；丝织生产；社会分工；商品化；市场经济萌芽 ［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1）02－0025－04 “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1］（p55）分工越精细，商品生产和交换越频繁，丝织生产的商品化程度越高，越能促进商品经济的发达；同时，商品生产的发展也愈使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从宋代史籍中可知，“男耕女织”的家庭内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和农民植桑、养蚕、缫丝、织绢的连续性与自给性生产仍为普遍，但是其中亦不乏农业、手工业及家庭丝织业生产过程内部各个环节的专业化生产的记载。现以宋代丝织业生产的分工情况来作分析。 1］（p115）至宋代，食物生产这一首要条件获得了更加充分的发展。漆侠先生对此进行论证并指明：“以商品粮为生，是脱离种植业为生而成为农业一个分支或其他行业的一个明显的标志。”［2］（p148）因为在经济发达地区，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粮食生产的增加，农业能够提供充足剩余产品，亦即商品粮，供给专门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者。同时，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过剩的劳动力也可能转而从事其他行业。农业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使得部分农民从土地上游离出来，成为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手工业者。此时，家庭农业从自给自足性的生产转变为商品生产，家庭手工业也逐步脱离农业最终发展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如北宋严州，“谷物不足，仰给他州，惟蚕桑是务”［3］；南宋杭州富阳县，“重于粪桑，轻于壅田”，称“备田不耕，一枝桑必争护”。因为蚕桑业的收益高于粮食生产，所以农民重视蚕桑生产的程度远远超过粮食生产。而粮食生产“仅支半岁，半岁所食，悉仰商贩”［4］，说明杭州地区桑业生产已成为当地第一产业，为衣食来源的主要经济支柱。在华北地区，“河北山东，养蚕之利，逾于稼穑”［5］。可见，这里的蚕丝织有超过农业生产、进而发展成为独立手工业部门之势。湖州地区，“本郡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家育蚕有致数百箔，兼工机织”［6］，“湖州村落朱家屯民朱佛大者，递年以蚕为业”［7］。陈敷在《农书》载湖中安吉人“惟藉蚕桑办生事，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茧一十二斤，每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成小绢一匹，每匹易米一石四斗，绢价与米价作也，衣食之给极有准也。以一月之劳，贤于终岁勤动，且无旱干水溢之苦，岂不优裕哉”［8］。由此可知，桑蚕丝织生产收益远远高于粮食种植，部分农业生产者在市场支配及利益驱动下，弃农从工从商，发展成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所以，部分蚕桑丝织生产已脱离农业生产专业化，作为独立的家庭丝织业已经商品化了。 1136年），浙西江阴有家村民“育蚕数十箔”，在市场桑叶短缺“淮上桑叶价翔踊”之际，将所育之蚕全部烫死，尽采其桑，贩卖取利［7］。虽然这一事例还带有偶然性，但说明了地区性桑市已形成，且市场信息传播很快，也反映出市场的时效性。关于桑市的记载还有，“乾道八年，信州桑叶骤贵，斤直百钱”［7］；“淳熙十四年，豫章蚕顿盛，桑叶价直过常时数十倍”［7］。释文珦的《蚕妇叹》中：“蚕已三眠蚕正饥，家贫无钱买桑喂”［9］；范成大在《晒茧》诗云：“叶贵蚕饥危欲死”等等，足见桑叶市场甚为普遍。另据高斯得《桑贵有感》言：“客富无田园，专仰买桑供。岂谓桑陡贵，半路哀涂穷。”［邦郑］郑獬《买桑》云：“出持旧粟买桑叶，满斗才换几十钱。桑贵粟贱不相直，老蚕仰首将三眠。［11］这些表明，宋代桑叶作为商品卷入流通领域，受价值规律支配，商人乘机进行投机买卖，操纵桑叶市场谋取暴利，致使“桑陡贵”，“桑贵粟贱不相直”。可见桑叶市场的繁荣发达，反映出桑叶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程度逐步提高。 12］，“劝汝不须催妇织，家家五月卖新丝”［18］，“织女贱罗绮，卖丝买金银”，“辛苦一年方能茧，缫得成丝却卖丝”［14］。丝的市场异常繁荣，家家均以此为产业换取其他生产生活资料。再如织妇，“质钱解衣服，买丝添上轴”［15］，还有机户“织得罗成还不着，卖钱买得素丝归”［16］。可见，为了忙于供应织户日益增多的丝的需求，织妇放弃织绢，专事煮茧、缫丝，丝的商品化程度大为提高。而且宋代丝买卖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也为织作业独立生产提供了充足原料来源。这样织妇必须出售其大部分或全部产品，同时也须在市场上求得其生产要素的补偿。这样，丝生产已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领域的基础之上，为卖而买的流通过程恰好反映出其商品性。相形之下，宋代蚕茧买卖的记载颇少，主要是在蚕熟时“村落家家煮茧忙”［17］，“昨朝蚕三眠，灯前微合眼”，“姑妇相呼有忙事，舍后煮茧门前香”可知蚕户自煮茧、缫丝者居多，也反映出蚕茧的商品化程度较低。原因主要是鲜茧在短时间内蛾化成熟以至破茧出蛾的自然特性，影响其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但南宋陈敷又主张：“育蚕之法，须自摘种。若买种，鲜有得者。”［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