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专题.ppt

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成为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 次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两次强调，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称，“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而中财办主任刘鹤、副主任杨伟民，以及国家部委领导人也均在不同场合强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降低 企业成本 化解 产能过剩 消化 地产库存 防范 金融风险 2016年全面推进“营改增” 减少重复征收，有助于给企业减负 增值税税基为经营活动产生的增值额 减少地方财权，强化中央对 税收收入的统筹管理 地方税收向中央集中，有利于减少地方政府的不规范支出，加强统筹管理。 减轻消费者负担，促进居民消费 和福利改善 企业的重复征税减少了，有助于降低企业转嫁给消费者的实际成本，使消费者获得更合理的价格。 弱化地方政府的产业干预，有助于 推动企业优胜劣汰和市场出清 随着建筑、房地产等地方税收主要贡献行业纳入“营改增”范围，地方政府干预产业的激励降低 减少逃税漏税，有助于加强税收监管 “环环征收，层层抵扣”的链条，有助于税收部门加强税务管理。 减少产业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有效性 在营业税和增值税并存的情况下，增值税抵扣链条不完全，不同行业的税收扭曲程度不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一路一带”战略 中国债务“危机” 国际评级机构连续下调展望评级 3 月31 日，标普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将中国评级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已经成为下调中国评级的第二家国际评级机构。作为下调评级的重要依据，标普强调中国经济的再平衡推进或将低于预期，而政府和企业部门杠杆率将进一步恶化。 此前，穆迪于3 月2 日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调整到负面，将38 家中国国有企业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同时，将中国25 家非保险金融机构的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其中包括3 家政策性银行、12 家国内商业银行、3 家处置不良资产的资产管理公司、3 家金融租赁公司、3 家证券公司及1 家资管机构。 对于中国的债务问题，我们认为仍然需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诚然，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债务问题给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是债务问题并不会转化成债务危机。随着地方债务置换工作的不断推进，国企和金融部门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政府稳增长政策的不断出台，后续债务指标改善可期。 中国债务“危机” 中国宏观负债率的绝对水平不高 以发达国家的水平来看，日本宏观负债率高达387%，法国为291%，加拿大为286%， 意大利、欧盟和英国为270%，美国为248%，德国是187%，而金砖四国里面，巴西为146%，印度为128%，俄罗斯为96%。在这其中，中国宏观负债率水平为234%， 如果考虑G8 国家，中国的负债率仅仅只是高于德国。如果以G20 平均水平来看，中国仅仅与G20 平均水平相当。从绝对水平来看，中国的宏观负债率并不高。 2008 年以来宏观负债率上升偏快 中国的宏观负债率确实呈现迅速上升的态势，从2002-2015 年整体债务占比GDP 由95%上升到234%。特别是2008 年以后，中国的宏观负债率由2008 年的133%迅速跳升到2009 年的165%，在这之后2010 和2011年债务率均保持在177%的水平，而自2012 年以来，负债率水平一路向上，到2015年已经达到234%。 中国债务“危机” 中国短期外债占比外汇储备 中国外债占比GDP 从历史经验来看，外债过高往往是一个国家的重大隐患。国际公认的外债警戒线是短期负债与外汇储备比为1，一旦大于这一数值表明一国无力承担即将到期的对外债务，会发生债务违约现象。但是除了极少数处于危机当中的国家，这种现象很少出现。 不过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各国这一比值明显偏高，偿债能力严重不足，国际游资充分利用这一漏洞来攻击供给各国货币。由于外债水平过高，各国可以用来维持固定汇率制的外汇储备水平不足，国际金融玩家开始攻击各国货币后，各国无力固守固定汇率， 从而引发危机。1995 到1996 年印尼和泰国的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的比例都大于100%， 而菲律宾也在65%以上。在金融危机发生的1997 年，各国外汇储备形势进一步恶化， 危机进入高潮。 中国而言，由于中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使得短期外债占比外汇储备一直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2008 年以后，虽然短期外债占比有从10%的低位上升至2014 年的16%， 但是距离100%的警戒水平依然差距较大，出现系统性风险可能性较小。另外一方面， 中国的外债占比GDP 不足10%，这也使得外资的撤出难以造成债务危机。 中国债务“危机” 结构不平衡，企业部门负债率上升较快 从负债结构上看，2015 年，企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