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出芙蓉..docVIP

? ?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论盛唐人对真态真情之美的追求 在中国美学史上,清水芙蓉般的天然之美历来被人推重。不过,这种美的理想境界,只是到了盛唐才得以实现。 盛唐大诗人李白晚年在评价江夏太守韦良宰的诗作时说:“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李白的这两句诗,用来评价他自己的诗倒是十分恰切的。其实,李白所处的整个盛唐一代的审美趣味之一,就是对真态真情之美的共同追求。与“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相对立的,是李白在《古风》其三十五中所说的:“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这就说明,清水芙蓉的生命之源,乃是一派天真。所谓“天真”其实就是孟子所推崇的“赤子之心”,亦即李贽所倡导的《童心》。其核心,全在一个“真”字。庄子指出:“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不严而威,真亲不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在中国历史上,盛唐人比其他任何一个朝代的人都更显得放达不羁,他们的脾气禀性也更显得天真自然。在这方面,李白又是最突出的一个。你看他,高兴时,“仰天大笑出门去”(《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谈一笑失颜色”(《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失志时,“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登宣州谢月兆楼饯别校书叔云》);兴到时,“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樵郡元参军》),“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苦闷时,“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李白的一生,始终那么天真,那么无邪,一片纯情,一团烈火,“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这份天真,使李白在政治上吃尽了苦头,但在艺术上却取得了始料不及的辉煌。盛唐“饮中八仙”,也是一个天真的群体。除李白之外,贺知章和张旭最有名。贺知章曾“解金龟换酒为乐”,并和李白一见如故,结下忘年交。张旭为人不油滑,不世故,不善营生,不屑仕进,专攻草书,乐在其中。他无视权贵的威严,“脱帽露顶王公前”(杜甫《饮中八仙歌》),俨然一副天真相。他“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李欣《赠张旭》),整个儿就是一位天真的书法家。“饮中八仙”中的汝阳王李王进,是唐玄宗的侄子,宠极一时,因此他敢于饮酒三斗才上朝拜见天子。在路上看到酒车,竟能馋得流下口水来,恨不得要把自己的封地迁到酒泉去[5]。如此童心未泯,真是天真得可以。 善舞剑的裴日文将军,曾以重金请大画家吴道子作画,道子却分文不取,只求裴将军舞剑助兴。这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分明透出吴道子的一派天真之趣。有“诗家天子”之称的盛唐诗人王昌龄,自称“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所谓“冰心”,实乃纯真之心,亦即天真之心。自从开元宰相姚崇作《冰壶诫》以来,盛唐诗人如王维、崔颢、李白等,都曾以冰壶自励,崇尚光明磊落、表里澄澈的天真之心。 杜甫曾说:“岑参兄弟皆好奇”(杜甫《寘陂行》)。“好奇”正是儿童的天性。岑参能写出大量雄奇而新鲜的边塞诗,与他的“好奇”之心不无关系。杜甫本人也崇尚天真,他称颂李白的“嗜酒见天真”(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认为“悲弦与急管,感激异天真”(杜甫《促织》),觉得那种乱嘈嘈的音乐,还不如蟋蟀叫得好听。天宝年间为躲避战乱而隐居庐山的杨衡,诗格奇拨,自以“一一鹤声飞上天”为自己生平的得意之作。不料有人盗其文章而考中了进士。他追到京城,劈头就问:“‘一一鹤声飞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杨衡笑道:“犹可恕也”。其诗人气质,委实天真可掬。 正是这样一大批天真的诗人和艺术家,创造了清水芙蓉般的唐诗和唐代艺术,也推动了以真态真情为美的审美风尚的形成。不过在有唐一代,惟有盛唐才有这种天真自然的气象,这是雄视百代、名耀千秋的一种美学风貌。以诗歌为例,初唐诗歌在很大程度上还沿袭着六朝绮靡的诗风,企图以华美的外衣装点空虚的内容,因此显得有些无病呻吟。诗至盛唐,各种题材都得到了开掘和发展,各种形式也都全面成熟,运用得得心应手,各种风格也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真可谓万紫千红,春色满园。在诗歌艺术发展到鼎盛的情况下,要另辟蹊径再创高峰,其难度可想而知。 中唐诗人曾力图摆脱盛唐诗歌艺术的樊篱。为此,韩、孟诗派不惜走艰涩险怪之路,元、白诗派则力创通俗浅切的诗风。他们都企图运用新的表现手法,开拓新的诗歌天地。然而,由于在艺术表现上都有机心,目的性太强,因此终不免有戴着镣铐跳舞之嫌,碍手碍脚,难以自如。他们的多数诗并非胸臆的自然流露,因此读来难免有些隔膜生涩。在晚唐诗人中,“小李杜”无疑是其佼佼者。李商隐诗在深情绵邈中有着挚烈的感情,却又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