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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无过错归责原则的确立 5.1无过错归责原则的概念 关于无过错归责原则的表述，以下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 第一种：“在国家公务活动中，只要有损害结果发生，国家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而无需考虑致害人的过错……它不评判侵权行为引起的原因、性质与内容，不问其是否违法或者有无过错，而是从侵权行为的结果着眼，从结果责任出发，实行客观归责。” 第二种：“无过错归责标准，是指国家机关的行为给公民、法人权益造成了损失的，对于这种损失，受损失人无过错或者无法律根据应由他本人负担时，就应当归于国家的责任形式。” 从以上两种观点上看，其中第一种观点颇似“结果归责原则”的表述，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区分无过错归责原则与结果归责原则的关系。结果归责原则虽然也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但与无过错责任还是有很大差异的。首先，根据侵权法学者的观点，“无过错责任立足于‘不考虑加害人的过错’，并以过错责任为参照物。结果责任立足于损害后果，并以原因(行为)为参照。”其次，从产生的背景来看，结果归责原则产生较早，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主观上有无过错对责任承担所起到的作用，这时的责任是为了弥补损害，对社会成员加以惩戒；而无过错归责原则则不同，它产生于十九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刷，并不是对人的意志自由的否定，更多的是维护社会稳定。从这点上看，前者是人类文明史中较低级的产物，而后者则趋于完美。“惟古代日耳曼法上所谓结果责任，与今日之结果责任，二者不可混同。夫今日之结果责任，乃由十九世纪纪末，社会之需要，大众之要求，发生之新思想，新制度，与日耳曼法上发生结果责任之社会背景，全不相同，此吾人所应留意者也。” 而笔者比较倾向于第二种的表述，这种说法不但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了责任承担问题，而且更贴近其确立的理念：公平正义、保护弱者。综上，可以概括出无过错归责原则的概念：它是指只要损害结果发生，行为人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而无需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过错的一种法定的责任形式。 无过错归责原则有以下的特征： 第一、无过错不是没有过错而承担责任，而是不以过错为承担责任的必要条件； 第二、行为人的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决定责任的基本要件； 第三、在举证责任上的特点：无过错归责原则中原、被告都有举证责任，其中原告对损害事实、因果关系等举证，被告则对相应的免责事由举证，被告不能仅仅证明自己已尽到了注意义务或者没有一般的过失就可以被免除责任。 “无过失责任论不是单纯的放弃过失责任，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拒绝它，反之在更高层次上承认过失责任”。从这点上看，无过错归责原则实质上是过错归责的延续，它的本质是一种“社会非难”，即以社会性价值为标准对侵犯权利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这是一种功利性的社会处置手段。同时，无过错归责原则又将作为条件的“过失”分离出去，使在赔偿制度中排除了对行为人主观过错的判断。张正钊认为无过错责任原则体现了社会互助精神，以全社会的集体力量减轻个别受害人的负担，帮助他们克服在受到损害时所面临的那种“靠一己之薄力，实难应付”的局面。 从侵权法上讲，原则上是不容许偏袒原被告任何一方的，但是在行政法学领域中就不同，公权力和私权利的不平衡使得在立法上、举证责任的原则上等方面，都向行政相对人一方有所倾斜，这也是符合权利和义务相统一原则的。无过错归责原则就是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只是赋予简单的举证责任的承担，免责事由则由被告来证明。 与此同时，对于无过错归责原则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归责原则还是存在一定争议的，大多数学者对此都持肯定态度，如有的学者就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将是二元制，即过失责任与无过失责任并存。”但是也有人认为：“无过错责任的适用范围在我国法律制度中是极为有限的，无过失责任尚不具有归责原则所应具有的普遍适用的范围。”这样看来，无过错归责原则在行政法学中的应用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5.2无过错归责原则适用的优点 笔者认为，采用这个归责原则不仅可以作为统领整部《国家赔偿法》的原则，考虑到必然修改的《国家赔偿法》中可能扩大的赔偿范围，“无过错归责原则” 在行政赔偿领域的适用有其合理性：从行政权本身的性质来看，行政行为一旦做出就被推定为合法，这使得行政相对人和行政主体的地位天生的就不平等，加之几千年来“官本位”的思想，还有某些行政机关的专业化，行政相对人很难举证证明行政主体有错与否，所以，不能再以过错责任的逻辑思维去追究行政主体的责任。 无过错责任原则在行政赔偿领域适用的优点： 第一、从行政赔偿的范围看，推行无过错归责原则就意味着对国家不予赔偿的范围进行最大程度的缩减，将很多不违法但对公民权益造成损害的行政行为纳入到赔偿范围内，单就这点来说的确是扩大了行政赔偿的范围，公民受损的权益也能够得到更好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