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风险预警机制问题的思考.docVIP

关于社会风险预警机制问题的思考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社会转型期，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重组必然会引发种种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并滋生社会风险。为了把社会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确保改革的社会成本与代价不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必须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文章就监控、预警社会风险的可行性、社会预警机制的架构及其运作等进行了探讨。 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不期而遇是当前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特征。它在把现代性注入社会的同时，也引发了种种社会问题，成为社会风险的主要来源。当社会风险的发生超出人类理性控制的范围并蕴积到一定程度时，便会把社会的发展推向失序、动荡的深渊。因此，及时准确地获得有关社会风险发生程度的报告，并据此实施一定的政府干预、社会行动，将其控制在社会承受力范围之内，是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良性运行的前提。　　　　一、社会风险发生的必然性　　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看，人类社会从未有绝对的、凝固的稳定。包括由传统向现代的演进在内的一切形式的变迁、发展过程，实为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以发展为导向的社会稳定总是动态的、处于过程之中的，它并不排斥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的存在。任何社会发展过程都以一定的成本为代价，也都存在着社会解组的可能，不同的只是这种代价与可能性的大小。　　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稳定问题，美国当代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曾经做出过划时代的研究。按照他的观点，稳定成为问题是变革社会的特征。他认为，现代化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动员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断提高着人们的“愿望与期待”，如果社会难以满足这些日益提高的愿望与期待，社会颓丧就会产生，它将促使行动者诉诸政治的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当然，社会动荡并不由此直接发生，它还受制于其他几个条件。在社会动员与政治动乱之间，亨廷顿给出了这样一组公式：(1)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2)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3)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　　也就是说，在一个现代化社会中，如果没有足够程度的流动机会与政治制度化，由社会动员引发的社会颓丧必然导致政治动乱的发生。关于现代化、社会稳定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他的一个最抽象而广泛的理论框架是，在现代化未开始的漫长的、可以称为传统社会的时期，是个高秩序、稳定不成其为问题的时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却始终伴随着动乱的发生；在现代化建立新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合法性以后，这个社会就实现了结构的转型，从而告别以社会动乱为标志的漫长的动员期或现代化时期，进入了现代性社会。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51页。）。　　让我们把视线从社会学理论转向现实生活。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剧烈的社会分化过程，由其引起的社会结构的重组也必然会引发种种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社会分化对社会稳定产生的影响可能有：(1)动摇传统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我们已经看到，传统工业社会的秩序在中国正逐渐消解。(2)引起社会地位群体的重新排序，新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需求如果在新的结构中无法得到有效满足，或者原有结构中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如果无法得到制度化的安排，利益群体的冲突就会形成，社会的稳定也便要因此受到威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失势群体——国有企业工人的行动中获得体认，也可以从目前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诉求中得到启发。(3)社会分化瓦解了原有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交换规则，产生规范真空与社会失范，进而引发社会秩序的相对混乱与失序。(4)分化的不均衡性导致新的结构性失衡和冲突（注：文军等：《社会分化、社会整合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稳定》，载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0年第8期。）。所有这些，都可能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的危机。　　在现代化过程之中，传统的、本民族的因素与现代的、外来的因素并存，二者间的对抗和矛盾势必导致价值损失与社会风险。社会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社会转变、完成现代化过程，转型给社会造成的震荡也会相应增大。事实上，社会的转型，在一定意义上也表现为“文明与文明之间一种戏剧性的撞击，而在这种撞击中，处于弱势的文明历来都是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与此同时，“先发”国家的示范效应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还可能造成消极影响。我们的现代化过程，不像“先发”国家那样是自然地、整体地推进的，起初集中关注的几乎都是西方科技和经济的威力，追求像“先发”国家那样的经济成效、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它刺激人们的往往是其物质欲望和对西方发达国家奢侈生活方式的崇拜。尽管这些年来我们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仍不可能完全满足人们过高的物质需求。这极容易引起急功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