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docVIP

王文泽 20140041011526 刑事司法实务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摘要：《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 18 条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影响力交易罪”，受此影响，“影响力交易罪”被引入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为顺应国际反腐的大背景，同时针对我国目前严峻的反腐败形势，2009年2月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中新设立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一罪名，该罪名的增设消除了先前的立法空白，使我国刑法在反贪污贿赂立法体系的逐渐完善。但由于其法律条文可操作性不强、不够系统等问题其实施五年多以来所遭遇的现实困境之间与当初的立法原意明显存在差距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概念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 影响力可以细分为职权性影响力以及非职权性影响力，前者是指基于职权而形成的对他人产生的力量，这种力量会迫使他人服从自己或者按照自己的意思从事一定的行为，如公权力机关中的上下级关系；后者是指与职权无关但是基于其他关系如血缘、亲情、友情、同乡、战友、熟人、恋人等关系而能够对他人的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或导向作用。我国《刑法》中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仅指非职权性影响力，这是由犯罪主体、罪状表述所决定的。由此可见，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与本罪的犯罪主体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或者可以说，“影响力”的内容与本罪的犯罪主体特征是绑定在一起的。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构成要件中的疑难问题 （一）”的涵义。《修正案七》并没有对“关系密切的人”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和界定。对此，可以参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提出了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的“特定关系人”一词，其将其界定为“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然而，这一条文的参考意义也十分有限。因为本条规定的是“特定关系人”，而非“关系密切的人”，而学界的讨论中对于“关系密切人”的范围的界定也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 第三，关于正确理解“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也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之一，这是因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虽然已经离职，但是其离职后依然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如能够通过其在职时的下属、上司、同僚或者其他关系密切的人实施受贿行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之认定，主要难点是如何理解“离职”。一般来说，“离职”是指原本承担某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离开相应的职务岗位，而不是不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即采取“职务论”而非“身份论”。值得探讨的是，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包括并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是基于受委托或依法从事国家公务后不再从事国家公务的人？比如“返聘”国家工作人员，虽然已经没有了法定的职权，但是“返聘”后仍然拥有部分权力，如何界定其身份？又比如法院聘任制书记员、合同制民警等，是否属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所以，通过表面现象来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是否离职，显然是不足的，需要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进一步予以明确。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到底是受贿罪的主观方面要件，还是客观方面要件有人认为是客观方面要件，有人认为是主观方面要件，还有人认为它既是主观方面要件要素同时也是客观方面要件要素。客观要件说认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在客观上还必须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才构成受贿罪的既遂持主观要件的观点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货币与权力交换达成的默契。这种默契对于行贿人来说就是对受贿人的一种期望和要求，而就受贿人而言，则是对行贿人这种要求的一种回应。因此，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受贿人的一种心理态度，属于主观要件的范畴持主客观相统一的观点认为，构成受贿罪，必然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有所认识，在客观上有所行动，“为他人谋取利益”应该在主客观上做到有机统一，而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体不同于受贿罪的客体，应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体视为是对职务行为正当性的侵犯才是科学的。因为“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实际上具有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影响力的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行为人是利用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或者是利用公职人员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去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使供职人员的职权受到损害，从而侵犯了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正当性。 （四）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方面的争议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