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的新思考(第五章).docVIP

第五章 唯物辩证法的新思考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科学世界观的方法论支持，它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科学发展及其揭示的客观规律的理解的知识基础上。唯物辩证法问世以来160年的历史过去了，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依据当代人类的崭新实践和人们对大自然、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历史更深刻、更高水平的科学认识，辩证法应当作出积极的回应，应当形成新的时代特色，应当用更加贴近人生、贴近科学的思想话语去概括和陈述新的思维规律。 一、辩证法研究的思维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法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属于声音最小，成果最少，进展不大的一个方面。据网上资讯统计，自1995年至2006年，在各类期刊上发表的直接、间接与唯物辩证法相关的论文有1000篇左右，其中真有一些深入思考的则寥寥无几，顶多不过50篇论文。足见辩证法研究状况的式微。这个现状的背后，有很多致因，我以为可以作六点思考： 一是与唯物辩证法的发生、发展有关。辩证法原本主要是一个关于辩论、争论的思维法则、技术或艺术，自黑格尔以来，它就成了主、客观运动、变化、发展的一般法则、规律的概括。马恩列认为辩证法可以有主、客观之分，但是统一的。同时，还有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一致的思想。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诞生之初，可供他借鉴的哲学遗产，主要是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要把关于主观世界的精神辩证法学说，改造成为贯通于主、客观世界，并且说明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逻辑反映，这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马克思经过对黑格哲学的改造，经过对人类科学成就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才初步形成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但他未能完成自己研制辩证法系统学说的构想。1858年，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所存在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理解”。①时隔十年，马克思在给狄慈根的信中再次谈到：“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②但马克思的设想始终未能如愿。他只是在《资本论》的巨著中留下了一个大写的辩证逻辑思维的具体运演模本。恩格斯的辩证法叙述比马克思多，他要构建自然辩证法体系，但也只是留下一些辛苦探索的思想片断。列宁在读黑格尔《逻辑学》的过程中，对辩证法有过许多构想，但同样只是一些大写意的思想草图。所以，唯物辩证法的系统学说，几经经典作家的思考与探索，仍然是一幅未完成的作品，其规律、范畴、体系的精心架构和深入论述，都未能达到象《资本论》政治经济学那样成熟与完善的状态。这种学说的不完备，使后继者们的发挥和发展，缺少明确的方向和足够的思想资料支持。理论的先天不足带来了这一理论发展的困难。今天，这一理论要在新形势下从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新的一致性上揭示一些共同的规律，把它们用辩证法表达出来，更是面临着大量艰辛的原创性劳动。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 ，提出了大量要用辩证法重新研究、重新概括的问题。这本身，就决定了辩证法的研究远比认识论、历史观的研究更加艰巨，更难以推进，因而更滞后于实践的发展。 二是我国从事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人，绝大多数者，自然科学的知识基础十分薄弱。要能理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并对它们加以唯物辩证法的说明，没有对自然科学广博而深刻的认识，是不可能完成的。今天的自然科学分支数目，已达到了30万余个，远比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涉及的170多个分支学科要多得不可想象。而我们许多人的自然科学知识则远不及恩格斯。哲学研究者的主体状况、知识结构，对辩证法研究的进展产生着巨大的制约作用。与此同时，文化革命期间，我国把唯物辩证法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经验性、简单化乃至庸俗化运用推到了极致。这一方面阻碍了人们对科学发展的辩证法关注，另一方面又在简单化的方面强化了对辩证法的浅陋解释和教条倾向，再加上文革造成的政治与哲学的双重伤害是彼此重合的，致使唯物辩证法的兴趣败坏了不少，视域和思想空间受到了严重挤压。 三是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和计算机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大量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凭借精确的数学手段去进行，自发地形成了一种“去哲学”的量化思维定势。人们已进入了一种“数字化生存”的时代，以致于有人说，我们正面临着一种“量吞并质”的文化环境。在一切都试图量化的情况下，那种依赖辩证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模糊思维，自然会受到诸多的挤压而大量地退场，产生辩证法的失语症。辩证法生存和发挥作用的场域，应该说是一种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精确性和不精确性交织的场域，它需要数学的确证与支持，但又害怕完全的数学精密与确定。值得注意的是，数学对许多不确定的、模糊性问题的解决，并非全然有效。我们时代的一些思想者、决策者、管理者却常常无视这种认识的特征，无原则地一味追求数字化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