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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超战略”恶化收入分配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改善收入分配不公而采取的措施，大多局限于各种形式的直接或间接的税收和转移支付。但是上个世纪的经济史却表明，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问题。所以有必要重新审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 赶超战略：指采取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办法和以计划制度替代市场机制的制度安排，提高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突破资金稀缺的比较劣势对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制约，进而使产业结构达到先行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战略。 观察上个世纪的国际经验可以发现： ①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等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特征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在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没有恶化甚至有所改善的同时，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香港、新加坡和韩国、台湾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并不断进行产业更新换代，发展高技术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所谓“东亚模式”引起全世界关注，它们也因此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②而形成对比的是拉美国家以及印度等奉行进口替代以及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不仅经验增长绩效差强人意，而且收入分配状况也日益恶化。 1970年，巴西新兴的电子和汽车工业中75%、塑料和橡胶工业中70%的就业岗位产生于圣保罗州。圣保罗州的人口在1970年时占全国人口的1/5，但它的工业产量已超过全国工业产量的一半。该州的核心圣保罗大都市区几乎占有全国工业生产能力的40%。全国有2/3的工业就业量和3/4的工业附加值是由东南地区创造的。其中，圣保罗州的就业比率占了全国工业就业量的48%，创造56%的全国工业附加值。圣保罗大都市区在这两个方面所占的份额分别达到了32%和39%。到1980年时，巴西全国的工业生产附加值中，由圣保罗州创造的比率进一步提高，高达60%(33)。 从1961年到1976年，印度用于现代工业的投资增加了139%，工业产量增加了161%，但就业只增长71%。结果，每单位总产量的就业实际上下降了34%，每单位资本的就业下降了28%。从1971年到1978年，劳动力增加了3500万，但非农部门只吸收了其中的900万，其余的由正规经济部门和非正规经济部门各吸收一半。印度只有10%—11%的劳动力增量能被正规部门吸收，其余的劳动力不是留在农村，就是进入城市经济的非正规部门寻找活干，或者是处于失业状态。由于正规部门的就业增长远远赶不上生产的增长，当正规的工业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时，有据可查的就业增长率每年只有2.5%(42)。在1980年代的上半期，在印度城市地区的制造业就业增长率每年只有0.2%，而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达到3.6%(43)。城市工业的就业率增速远赶不上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 研究这些重大的经济现象不难理解，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状况与其经济发展战略有内在的联系。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提高过程，本质上就是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提高其在全社会相对经济地位的过程。而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所具有的能够用来获取财富的全部手段和资产，几乎就是他们的劳动力。要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惟一可持续的途径是，给予他们所拥有的劳动能力以最大、最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按供求决定的合理价格。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其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一般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如果他们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就能使劳动者获得最大的就业机会、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而且，按此战略来发展经济，可以最快地积累资本，使要素禀赋结构由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的状况，逐渐改变为劳动力相对短缺、资本相对丰富的状况。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劳动者的收入也就会随着资本的积累、产业和技术的升级，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增加，收入分配的情形也就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改善。 反之，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相对稀缺的早期发展阶段就确立高技术的资本密集产业和技术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那么，由于这些部门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绝大多数劳动力只能滞留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低下的传统部门就业，工资水平难于提高。同时，政府为了达到赶超的目标，必须扭曲各种价格信号，用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以便扶持具体承担赶超任务的企业。凡此种种政策最终会在多个方面人为地恶化社会公平。 总之，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放弃赶超战略，代之以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够快速地发展经济，使要素禀赋结构以可持续的最快速度提升。同时，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之下，资本、劳动力以及其他要素和资源的市场无须人为分割，各种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有最为充分的就业机会，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获得市场均衡价格，进而人际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地区之间的差距趋于缩小。而腐败和寻租行为的制度基础在比较优势战略之下也不复存在。进一步，顺应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