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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建青把数学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
《科学时报》 ?2006年12月14日
范剑青:把数学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
作者:陈欢欢? 王丹红
弗雷德里克·L·摩尔(Frederick L. Moore)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18年的毕业生,一位著名的银行家,他先锋性地投资开发了加拿大西部石油和煤气资源,投资并策划了沃特·迪斯尼公司股票的上市。他的学生爱德华·B·古德诺(Edward B. Goodnow) 1947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2004年,古德诺向母校捐款500万美元设立Frederick L. Moore18金融教授席位。2006年,经全校性评选,范剑青成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Frederick L. Moore18金融教授。对于这个头衔,范剑青淡淡地说:“好处就是不用解释我在普林斯顿做得怎么样。”
2006年10月的一天,正在北京开会的范剑青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长达4个小时的采访。谈到为何如此慷慨地给记者时间,他说:“统计科学是为社会服务的,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热爱并支持统计科学,希望统计科学在中国有更多的应用。”“数学科学在解决有重大影响的社会问题的挑战中会得到更强劲的发展,对实践方法的推敲和完善将促进理论、方法和应用的良性循环,从而推动它们的共同进步。”
今年43岁的范剑青已是国际统计科学界的领军人物。2000年,哈佛大学教授Marvin Zelen在向他颁发统计学最高奖——考普斯总统奖时称:范剑青对统计有巨大、广泛的贡献。
范剑青这次回国是参加四年一度的概率统计年会并作全会报告,这是他今年第四次回国。在海外身负重任,为何还不辞辛劳为祖国服务呢?他说:“为国家做一些事情,这是一种感情。”
陪同采访的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院副院长陈敏说:“无论是做人的品质、做学问的态度还是对祖国的热爱,范剑青都是我们的楷模。他是国际统计方向的领军人,却时时不忘帮助祖国。在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统计系教授和系主任期间,他积极推动大陆学者访问计划和博士培养项目。现在,在完成普林斯顿的工作后,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
“你应该侧重于应用”
1978年,年仅15岁的范剑青以数理化几乎满分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数学系。1982年大学毕业后,他认为自己的数学功底不错,但数学只是一个好工具,而他自己一直想做与社会相关的事情,因此选择了“与数学接近,又与实际结合”的学科——统计学,成为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所研究员方开泰的研究生。
1985年,范剑青硕士毕业后考上在职博士。当时,他并不想出国,因为“觉得自己的研究做得挺好,已经在国内一流期刊上发表了约10篇论文”;但另一方面,范剑青也深深感到“我的研究局限在自己了解的知识之内,技巧多但想法不多”。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的“出国风”冲击着范剑青,他开始想到国际统计学的前沿——美国,然而当时他和外界并没什么联系。但他非常幸运,得到了著名的国际理论统计学权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Lucient Le Cam的赏识,获得加州大学校董会奖学金,来到伯克利攻读博士。
当时,范剑青希望跟随Le Cam做博士,但Le Cam说自己年龄大了,将他推荐给一位29岁的专家大卫·道能浩(David L. Donoho)。道能浩后来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和考普斯总统奖,并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但当时尚未出道的他对范剑青说,“你跟我做学问可以,但我毕竟年轻,你以后要走自己的路,还需要有资深的人指导”。于是,道能浩又将范剑青推荐给伯克利的另一位统计学大师、美国科学院院士彼得·毕克(Peter J .Bickel),范剑青因此有了两位导师。毕克是考普斯总统奖的第一位获得者,也是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的四位统计学家之一,他在数学技巧、为人处事等方面都给范剑青以指导。
范剑青认为,自己在伯克利最大的收获就是从老师那里学到很多科学思想和科学哲学。他说:“我把我的数学结果拿给老师看,但他说不用看,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做数学可能比我都好,我就跟你去喝咖啡,聊聊数学,教你怎么做有创意的研究,探讨什么是知识创新’。”
博士毕业时,道能浩对他说:“中国人的数学功夫不错,但做学问没有自己的特色就永远没有出路,我侧重理论,而你应该侧重应用。”
范剑青说,做数学有两种方向,一种是“向里走”,解决数学自身的内在联系或难题;另一种是“向外走”,用数学去解决经济学、生物学、社会学等科学领域里的问题。他说:“我的兴趣是用数学去揭开自然的奥秘,归纳社会现象,发展统计科学理论和应用,而不是解决数学难题。理论、方法、应用是融为一体的。学术价值的关键是知识创新的程度。”
“只要问题够复杂我就做”
纵览范剑青长达24页的简历,很难用简略的语言概括他的学术成就,但是他解决的问题却有一些共性——复杂、开创性、革命性。许多数学问题由于过于复杂曾被认为只限于理论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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