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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抗战时期左翼文学大后方书写的逻辑 摘要：在抗战时期的“民族”价值理念追求之下，沙汀川西北地域小说原有讽刺与暴露方式的意义得到再度确认。沙汀期望通过对川西北底层社会的开掘，在阶级批判的切入下，展望一个新生而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民族”——这是一种典型的抗战时期左翼文学大后方书写的民族观。可反思与追问的是，在“沙汀式”小说的精密社会结构分析下的土豪劣绅的疯狂表演之外，是否还有全民族共同抗战正面价值建构的可能，是否还有某种超越阶级性的“民族”价值建构的可能。 关键词：左翼文学；大后方书写；地域小说；沙汀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同时也是不同政治倾向政党派别合作的结果。反映到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上，则是在相关文学作品之中，不同政治集团的价值理念体现得非常明显。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完全不同于“五四”时期，空前政治化的氛围已弥漫文坛，革命的左翼文学思潮渐已取得主流的局面。可举一个实例，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似乎一夜“觉醒”，纷纷为昔日的批判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平反，而探究抗战时期造成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不能不让人想到当年左翼阵营的“激烈”，或许是有意的“误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左翼文艺思潮的真实存在及其具有的“能量”。 有必要提及逄增玉关于左翼知识分子的观点：“左翼知识分子并非独立的民间的文人集团而是具有意识形态一致性的政治组织化的集团，是志在革命夺权的政党在文化文学领域的具体组织与实施。”在此视野之下，我们想探究抗战时期左翼文学大后方书写的问题，即左翼文学如何理解抗日战争，如何理解不同于解放区的大后方政治与社会，如何在抗战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与既有的革命文学传统衔接并作时代的发展。说得更为直白一些，就是以阶级性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左翼文学，一向以底层书写为己任，在其阶级性的建构之下，不懈追求与争取社会的公正，那么它如何“转换”来完成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超阶级”的全民族抗战的文学逻辑。在其中，我们相信核心的内容是有关对阶级与民族关系的处理，二者是对立的，是重合的，还是可以通过某些渠道来作“妥协”——这无疑是理解抗战时期左翼文学大后方书写所亟须面对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在此视野之下，让我们具体来探讨一位左翼作家创作的深层价值与逻辑的建构。在抗战时期，左翼作家沙汀的川西北地域小说创作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其有关大后方底层社会的文学内容，对川西北乡镇的深度开掘，也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这使得我们能以此为契机，再一次认识沙汀的现代地域小说创作，进而分析抗战时期左翼文学大后方书写的问题。 面对抗战时期沙汀大后方的川西北小说的“地域”建构，及其所包含的深层价值理念，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的阐释模式，或许仅能“勉强”算是切入研究的一个视角、一个侧面。因为，所谓“地域文化”的内涵只是试图揭示区域历时性文化积淀的组成部分，而我们应该在更为宏大的背景下，在一种交错的现代语境考察中，判断地域文化的经验在社会权力结构的复杂构成，以及如何被认定与表述，如何在共时性互动中凸现自身的存在及其意义，从而对研究对象有一种浑融的把握，以形成一种开放的研究格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沙汀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的川西北题材小说被公认为典型的地域作品，代表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地域意义显现的主流情况：作家通过地域的题材，将地域生活的场面、风俗、习惯、细节等作为表现的对象，用所谓的“地方色彩”、“乡土情调”装饰、点缀作品。从而提高作品的艺术性。很明显，沙汀是将其川西北乡镇的地域书写的意义生成，建立于左联时期以阶级性为核心的文学价值追求之上的，最终形成地域书写的宏大意义。具体说，作为中国现代地域文学的典型代表，沙汀一方面固然是巴蜀地域的优秀表现者，另一方面沙汀的创作也是以左翼阶级斗争的架构反观巴蜀大地的生存，其阶级眼光带来了对地域现实情形似乎亳不动情的批判。巴蜀地域与文化的内容并未在沙汀小说中以正面独立的形象得到褒扬或阐发，而是在主流阶级意识的观照下确立其意义的。于是，从沙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川西北的小说风情画卷中，我们读到了时代“巴蜀文化”的若干“现代性”意义：基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建构；有着因“前现代”判断而认定乡土社会结构之中生活状态与精神心态为病态的看法；也有着对乡土社会明显的改造愿望。 有必要说明，沙汀川西北题材小说的这一“地域”意义的生成，在抗战之前的左联时期就业已完成。沙汀寻找自己的小说方式，有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直到1935年，沙汀因母丧，从上海回到四川家乡，当走出上海左翼文坛亢奋而突进的文学环境，他似乎发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故土。特别是因为红军长征路过附近，半年多来国民党各种“剿赤”部队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目睹着一个充满人间悲剧的社会，这为自己的现代意识与地域体验在小说中找到契合点——既合乎左翼文学揭露社会黑暗的主旨，又满足了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