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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李鸿章“外须和戎”的外交思想 牛少莉 陇东学院 历史系 甘肃 庆阳 745000 摘 要:“外须和戎”是李鸿章的外交思想。这一思想形成的根源主要有：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会背景下，对中外形势比较权衡后作出的抉择；李鸿章本身的一些特性，为人处世的原则决定其思想；也是曾国藩在外交思想言行上对他影响的结果。在这种“和戎”外交思想指导下李鸿章形成了一套处理外交事务的原则和方法，主要有：“避战求和”，力保“和局”，“以夷制夷”，恪守“诚”字。总的来说，其外交思想的宗旨是维护清政府的利益，想通过暂时的和平局面，使国家有自强的机会。 关键词：李鸿章；外交思想；外须和戎 外交活动是李鸿章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李鸿章居晚清“外交要冲”，自1870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到1901年病死，中间除有短时期未任职外，掌握外交大权长达30年之久，对中国近代外交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李鸿章“以外交受重望于国际，亦以外交负重谤于国内”[1]，时人称之为“一生功过在和戎”。100多年来，史学界对李鸿章的评价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誉之者冠以“地主阶级改革派”、“东方之俾斯麦”的美称，始终视之为“一身系天下安危”、老成谋国的元老重臣；而甲午战争后，毁之者斥之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卖国贼”等。正如梁启超所说：“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而毁之者亦达其极点。” [2]尤其是对李鸿章“外须和戎”外交思想的评价，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李鸿章活跃于晚清政坛40年，与当时中国的内政、外交关系极大，所以他一直是海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近百年来，有关李鸿章及其外交思想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具有代表性的有：梁启超的《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再版），这是第一部研究李鸿章的专著，对李鸿章所处时代及其位置做了透彻分析，比较全面的描述了李鸿章的崛起极其所从事的洋务、外交事业。在外交上，梁启超认为李鸿章的联纵政策是失败的，但他也指出这是无奈之举。“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 [3]这部传记为李鸿章的评价定下了基调。苑书义撰写的《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修订本），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部关于李鸿章的学术专著层次的传记，苑书义对李鸿章的一生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多方位的客观综述和评价。对于李鸿章的“羁縻”之策和“和戎”外交，苑书义认为他的“羁縻”之策的目的是好的，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强修战备，以期达到持久和平。[4]80年代后期，随着第一次全国性的李鸿章学术讨论会的召开，由周军、杨雨润主编的《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一书出版，使学者们越来越多地从近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李鸿章。近百年来海外学者对李鸿章的研究成果也很明显，有英国学者濮兰德撰写的《李鸿章传》（伦敦，1917年版），威德的《李鸿章与俄国》（上海九州书局，1935年版）等，海外学者对李鸿章外交多持基本肯定态度；港台学者对李鸿章的研究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方兴未艾，涌现出了许多力作：窦宗一的《李鸿章年（日）谱》（香港友联出版社，1975年版），李守孔的《李鸿章传》（台北学生书局，1978年出版）等著作，港台学者对李鸿章这一历史人物持基本肯定的态度。 在大量著作出版的同时，还有许多关于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学术论文也得以问世，主要有章育良的《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外交述评》（《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此文对学术界关于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外交的研究作了简要述评。随新民的《略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此文的主要观点是：在国家主权、领土不完整的前提下，李鸿章形成的“和戎”外交理论是扭曲的，扭曲理论指导下的外交实践必然失败。刘宏周的《李鸿章外交思想述评》（《时代人物》，2007年11期），指出李鸿章“和戎”外交失败的原因是缺乏实践的基础。胡代聪的《李鸿章外交思想综论》（《外交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着重分析了李鸿章主导外交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上述文章主要对李鸿章及其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方面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一、“外须和戎”外交思想的根源 李鸿章“外须和戎”外交思想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从近代史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外须和戎”外交思想是近代社会历史的产物。李鸿章入仕为官时，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日衰决定了清政府不可能有平等的外交地位。鸦片战争使中国被迫开放门户，晚清政府及其官员们，对外交这一新事务除了极力排斥、抵御外便束手无策了。李鸿章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染手外交事务，把他与中国近代外交史紧紧的系在一起。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