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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产权永佃制：释放中国经济增长长期红利 当代县域经济 2014年04期 作者刘成玉 刘成玉，经济学博士，教授，四川省荣县人，现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生导师，MBA项目指导教师，工程硕士指导教师，农业推广硕士指导教师，农业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应用经济学流动站和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研究领域涵盖 “三农”问题、资源与环境问题、宏观经济、教育经济与管理等，先后主持、参与课题研究项目48项，其中20余项研究成果获得各种学术奖励，出版著作10部，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 中国的土地产权制度在主体界定、排他性、安全性、可执行性及可转移性等方面存在严重缺陷，进而导致土地资源粗放低效利用和闲置浪费、土地数量和质量不可持续、危害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严重社会不公和社会不稳等问题出现。中国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既为形势所迫，更能迸发长期增长红利。中国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未来模式是国有基础上的永佃制，现实举措是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提高补偿标准，通过政策性银行和保险服务，解决农村土地抵押贷款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通过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实现了30余年持续高速增长，经济总规模跃居全球第二，2013年全国人均GDP达到了6700美元。国人还来不及品味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业的幸福感，却又产生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忧虑。事实上，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环境红利”（包括环境容量的合理利用和过度透支）和“劳工红利”（指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低工资、低福利和低保障）不仅已经消失殆尽，而且在这些方面的长期欠债正在加紧清算（如环保、养老等），过去已经进行的市场化改革所释放的经济增长势能已成强弩之末。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经济长期繁荣，既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更需要潜入深水区“摸石头”，通过重大领域、关键环节的市场化改革迸发强劲的增长势能，释放改革的长期红利。目前需要改革的领域很多，包括国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但本人认为，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和总体福利影响最为基础、最为持久的改革将是土地制度改革。通过理顺土地产权制度，中国的经济再保持30年的高速增长并不是问题，土地制度改革将是最大的制度改革释放点，当然也是最困难的改革领域。 土地产权制度绩效评价标准 在经济学上，产权范畴包括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要素，其中，所有权是基础和核心，处置权尤其是终极处置权或者才是人们真正关心的产权要素。现代产权理论和产权治理实践均证明了上述产权要素是可以分离的，单一的产权权能也都发挥一定的效率，但脱离了所有权的产权是不完整的产权，避开所有权来探讨土地产权问题，犹如隔靴搔痒，只改革经营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土地产权的外围权利，只能治标，难以治本。 在文明社会，土地产权绩效应该是土地资源（资产）的开发利用能够给社会带来的符合人类需求和社会发展的“正效果”或者有效产出。如果产生出了环境污染、社会不公等“负效果”，那么就应该从总产出中扣除，类似“绿色GDP”。从绩效产生的过程来看，法治与社会公平是考察土地产权制度绩效的基础视角。 评价一种土地产权制度是否有绩效，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 标准1：土地资源是否得到了优化配置。首先是现有土地资源是否得到了充分利用，这是开发利用率的问题。其次是是否用到了最能发挥作用和体现价值的地方，这是开发利用效果的问题。中国的土地资源高度稀缺，每一寸土地都应该得到优化利用。市场化是土地资源配置优化的先决条件，而市场化的前提是产权主体界定明晰化。 标准2：土地资源利用是否可持续。我们这代人留给子孙赖以生存的土地不仅数量要充足，质量也要可靠，切不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而可持续利用的关键在于集约和节约利用。要节约利用，就必须明晰土地产权，使土地所有者具有主动保留未来利用土地的动力或者积极性；要集约利用，就必须让使用者以市场化手段获取土地资源，通过付出相应的成本与代价，赋予开发利用者集约和节约利用的压力，如果是超低价甚至倒贴本的工业划拨用地，再低效再浪费，使用者也不会心疼，比如 2010年全国工业用地价格只有商业用地价格的11.8%，华东地区仅为6.31%。当然，如果觉得土地产权不稳定、不安全，那么开发利用者既不会节约，也不会集约，一般会选择掠夺式粗放经营。 标准3：产权制度的运行成本和代价。包括土地产权交易（流转）、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谈判成本、决策成本和监督成本等。相对于个人产权而言，多重产权的土地制度一般运行效率更低，运行成本更高。 标准4： 社会公平与法制。这是当代社会有序运行所遵守的共同价值准则，也是评价土地产权制度效率的底线。任何良好的动机都不成为剥夺他人的理由，违反宪法，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所获取的土地产出效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