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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讨会”系列报告之一 过去二十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1998年6月21日至22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简称NBER）联合举办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有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局长、哈佛大学教授菲尔斯丁（Martin Feldstein），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员、哈佛大学教授外斯（David Wise）、涛纳尔（Aaron Tornell）、魏尚进，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逊（Gale Johnson），瑞占（Raghuram Rajan），斯坦福大学教授绍文（John Shoven），宾州大学教授米歇尔（Olivia Mitchell），加州大学教授布兰斯提特（Lee Branstetter）、芬斯特（Robert Feenstra），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副主任海闻，赵耀辉、胡大源、梁能、姚洋、刘芍佳、张帆，来自中国其它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学者、官员郭树清、张维迎、樊纲、左学金、郑京平、陈兴动、马晓野，海外学者李稻葵、胡祖六等。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首先以“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及未来发展的展望”为题，介绍了过去20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 　 一 中国经济的奇迹 林毅夫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9-1997年18年间国民经济保持了年均9.8% 的高增长速度，如果这一增长速度能够维持下去，则至迟到下世纪30年代，我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经济大国。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一成就举世瞩目。 改革为什么能取得成功？这要从分析我国传统经济体制的成因入手。建国初期，为了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政府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由于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具有投资周期长、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巨大等三个特征。而当时我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不发达国家，其特点是：生产剩余很少，资本积累很低，市场决定的利率很高，不利于投资周期长的重工业项目的发展；可以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市场决定的汇率很高，不利于发展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由于剩余主要来自于农业，而千家万户的小农生产非常分散，导致资金动员能力很低。这样，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我国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了直接的矛盾，因此就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而需要政府出面，利用行政手段扭曲宏观政策环境，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便一方面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另一方面动员资源发展重工业；在要素和产品价格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金、外汇、原材料及生产必需品就需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同时还需要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和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政策的需要，又分别实行了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农业部门的人民公社化，对微观经营严格控制。这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逻辑起点，相继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 事实上，这种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产物，而是由在低水平的经济发展状况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所导致的，世界上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在采取了同样的发展战略以后，也形成了类似的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在当时的状况下能最有效地动员各种资源，使得我国在资金稀缺、物质基础落后的情况下很快地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然而这一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在微观方面体现为工人、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工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在宏观上则是产业结构严重失调。 针对传统经济体制下严重缺乏活力的微观经营机制，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从微观环节的放权让利入手，旨在改进微观激励机制，激发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热情，提高微观经营单位的经济效率。微观单位自主权的扩大打破了传统经济结构的整体性，以更具有效率的市场结构代替传统结构的制度变迁过程就以自我推进的方式发生。在这个过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成功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来自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也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率，18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平均每年9.8%的高增长速度，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改革的受益者。 改革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被认为是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的又一个经济奇迹，而且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远大于前两个奇迹。 在为所取得的成就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