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参考中国化的历史困境.doc

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 －－以人类学为中心的思考 王铭铭 ? ? ? 三、人类学与“中国启蒙” ???? ???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四十年代之间，也就是当西方人类学逐步从古典时代转入现代风格之时，汉语人类学也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最初十几年，西方的理性主义、现代主义、科学主义一直吸引着中国早期人类学介绍者，而与此同时，随着教会、朝廷及私立大学的涌现（参见：熊月之 1994），随着人类学理论方法的进一步系统介绍及调查工作的发展，人类学学科逐步于三十年代以前在各地以不同的学名得以确立。到三十年代以后，汉语世界已经具备了相当完备的人类学教学、研究体系，学派的分化也随之也出现。直到1948年，人类学的发展相当接近于西方的水准，而三十年代之后更出现了有关“中国学派”的初步，出现接近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说法。概观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汉语人类学的发展规律，我们看到这条规律主要表现在从对于“西学”的兴趣转向利用“西学”的学理来倡导本土社会和境内少数族群的研究，与西方从进化论的科学主义启蒙转向对于异文化的关怀的本文化的自我反省这一范式转变形成相当鲜明的差异。此外，在这两段时期中，汉语人类学（无论以什么派别为名号）一直贯穿着“现代性”（modernity）的焦虑（或一般而言的“关注”）（参见：刘小枫 1998：352—434；482—86），无非是两个时期的“现代性”被赋予不同的含义，而其中也沿着本文化和异文化之间关系的界定形成了不同风格的论述体系。?????????? 解释这两个学科发展时期中知识的品质为何会呈现出这个一贯的特征，自然需要分析这数十年中以汉语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体系”所面临的问题。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汉语世界的主体政治实体出现了几次重大的历史变革。简单而言，这几次变革的第一次，是19世纪中华文明在遭受外来文明冲击的情景下，依顺“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线索展开了自身文化的反思。基于这样的基础，19末期到20世纪初期，对于朝廷意识形态的保守性和政治、经济、军事策略方面的无力，社会各界出现的以外来的新国家模式来替代既有体制的追求（李国祁 1994）。到了1911年之后，随着民国的确立和1915—1919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发生，追求民族—国家和自强的新文化体系的现代性启蒙运动则以本土的形式出现。此后，尽管因国家军事、政治和国内政治—军事斗争等方面的原因思想文化的发展出现较为复杂的局面，但在困惑中追求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却一直贯穿始终。不过，这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时期，不能完全解释当时学术思想演变的规律。若接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华勒斯坦的“长时段”进路，则可以将这一时期发生的一切的历史背景推得更远一些。当然，这并不一定要迫使我们将视野集中于世界体系理论所强调的16世纪欧洲力量的上升问题上，我们毋宁更应当注意元、明、清三代以汉语为中心的中华文明经历的历史命运。?????????? “中华文明”的历史谱系，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但为了明了起见，我们不妨暂且把元以前的宋作为一个时间的坐标。在这个坐标上，我们看到以往一切以政治的道统为核心的政治文化，转变为一个以文明的“教化”功能为核心的相对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文明体系，其核心的话语体系为宋儒对于政治和心灵治理的理论。由于民族认同的关系，到了元代，汉人作为族群被降低为社会等级的底层，虽然元帝国也不是以崇尚汉人的文明成就为荣，但是这个帝国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一个文化多元的开放性帝国的创建和维系上。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帝国体系有其诸多的优势，然而其对于原来即已在中华帝国内部成熟起来的一致性的文明体系不无损害，而同时与汉人有族群认同上紧张关系的其他族群，也在其类似于殖民地治理的过程中迫使作为弱势族群的汉人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文化认同。明朝的确立即为这种强化了的文化认同的成果之一，而意识形态上理学的官方化则更是它的重要成果。理学在明朝的大幅度发展，促使这个政治文化理论成为一个相对系统而稳定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甚至到了清朝时还在汉人失去国家治理权的情况下持续获得朝廷的吸纳（钱穆 1994：93—112；203—30）。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官方化的思想体系被进一步官方化时，它就必然不仅会在“好政治”出现时成为为人独尊的“儒术”，而且又必然要承受因为治理不力而引起的族群和民间社会抵制。18世纪以后，在中华文明早与西方和日本文明接触过程中呈现出劣势时，这一点即不断地得到强化，并进而成为族群间关系和文明间关系的集中表现。?????????? 其实，在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门类）在中国拓展影响的时刻，这样复杂的紧张已经升级为社会各界关注的时代性核心论题。由于世界体系的东进而引起的中华文明（当时依然能涵盖清朝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