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参考东渐与晚清社会.doc

在晚清中国，李提摩太是个知名度相当高的人。他集传教士、学者、政客于一身，传教，译书，进行广泛的政治活动，样样搞得有声有色。他没有像赫德那样，在中国政府中取得实质性的位置，但他对晚清社会思想的影响，远超过赫德。他没有像傅兰雅那样，具体介绍过那么多的科学书籍，但他对科学价值的宣传，并不比傅兰雅逊色。至于政治活动，与达官显宦的交往之多，与各种政治力量的接触之广，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之大，那是晚清任何传教士都不能 1880年与李鸿章的一席谈话，促使李提摩太对自己以往的传教方法进行了反省。李鸿章说：“你的教徒无非吃教，一旦教会无钱养活他们，自然散伙。我知道信奉耶稣教的中国人，没有真正的读书人在内”。这番话对李提摩太触动很大。他觉得自己应该对中国的读书人作些研究，应该用科学知识赢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任。来华之前，他对近代科学知识所知并不多，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花了1000英镑，购买各种科技书籍、科学仪器及标本，进行自修。不久，他便能就以下各题，向中国官绅作深入浅出的宣讲：一、哥白尼所发现的天体秘密；二、化学的奥秘；三、机器的效能，诸如车床、刨床、缝衣机等；四、蒸汽机带给人类的福利诸如火车、工厂的原动力；五、电力的奇迹，诸如发电机、电报；六、光学的贡献，诸如摄影 机、幻灯等；医学与解剖的进步与奇迹。从1881年到1884年，他每月在太原举行一次报告会，邀请一些地方官员和知识分子前来担任《时报》主笔，历时一年多。这段时间，他在《时报》上发表社论二百多篇，后汇集成册，以《时事新论》为题出版。 1891年10月，他到上海担任同文书会(后名广学会)总干事，开始了他在华生活的新的一页。上任以后，他对广学会工作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使其有了明显的起色。第一，他强调广学会的工作对象，应以中国的士绅和官员为重点，对中国上层社会进行了具体的调查和研究。第二，扩大、加强业已开展的有奖征文工作，曾征得英商汉璧礼的支持，在北京、苏州、广州等地，进行影响广泛的征文活动。第三，强化了广学会会刊《万国公报》对维新变法的宣传意识。第四，加大了广学会宣传变法书籍的出版量。《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等名著，都是在他主持广学会工作以后出版的。与此同时，他本人加强了对中国上层人物和关键人物的联系与活动。他与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左宗棠、翁同稣、孙家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有接触。张之洞资助他以大笔经费，李鸿章对他相当器重，梁启超当过他的中文秘书。甲午战争期间、戊戌变法期间、义和团运动期间，他都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员之间，企图影响政局的发展，结果都未如愿。义和团运动以后，他提出利用山西的赔款银五十万两，在山西开设学堂，讲授中西学问。山西大学堂缘此办成，李提摩太成为这个学堂的首任西学专斋总理。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学堂，这是首倡，它对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有过很大的影响。20世纪初的几年，李提摩太往来于上海、太原之间，既负责广学会，又兼管山西大学堂。 历史进入民国以后，李提摩太年事渐高，精力不济，社会活动渐少。1916年他辞去广学会总干事之职，返回英国。1919年去世。李提摩太比较集中传播西学、宣传变法，始于80年代，即他的传教方式发生变化以后。 80年代初，他的变法主张集中地反映在《近事要务》中。《近事要务》连载于从1881年11月12日至1882年1月28日的《万国公报》上，署名’“中西友”。这是短札式的变法提纲，凡98则，每则几十到一二百字，举凡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各门学科，工业、农 业、教育、卫生等各个部门，以及宗教、道德、外交、立法等涉及国家和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均有涉及。我们只要列举一些题目，就可以看出其内容之大概了：广集益以振国脉，继制作以比前圣，广善法以助不及，悟水气以尽地利，筹新法以备凶荒，创化食以养余丁，广学校以谋民生，通有无以便民用，查日点以防旱涝，辟草莱以尽地力，究格致以得新界，设报馆以博见闻，广著作以利物我，究水利以救洲荒，兴大工以利万世，辟水谷以救燃眉，尽心思以免劳力，通水陆以便往来，稽各国以求治道，立普试以求贤能，立学会以兴大利，访大学以求精博，务专门以精其业，习西语以便翻译，通往来以博所学，穷未知以明要理，兴格致以益世道，广医术以解险症，立信局以便民生，禁谗言以和万国，极传声以达万国，究电学以知未能，立银会以备荒欠。这些主张，是李提摩太在中国生活了十年时间以后，特别是他深入中国内地赈灾、对中国社会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以后，以他所熟悉的西方社会为参照体系提出来的，因此，既有针对性，又有先进性。这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就中国社会、经济、教育、科学、文化诸方面提出的第一份综合性变法建议。1882年，供职于《万国公报》的中国知识分子沈毓桂，认为李提摩太的意见，很多是对中国国计民生大有裨益之事，为中国应办之要务，于是，以“匏隐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