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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货币政策更独立 张 建 梁 2007年8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我国以最少的时滞，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体现出政策性优势，当国际上其它很多国家深陷其中，我国率先从金融危机的泥潭中脱身而出，我们成功的维持了产出，增加了就业，稳定了汇率。但随之而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CPI不断的上升，至 2011年3月CPI创出了32个月来的新高，同比上涨5.5%，通涨考验着决策层的调控能力和管理智慧。 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在我国历史上或世界经济史上还不能说是唯一。但在三十年中，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汇率和低通涨，不能不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在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货币总量和GDP之比率在三十年中不断的在下降，产生巨额的铸币税收入，使财政赤字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大量发行的货币却依然能使通涨控制在较低的位置，究其原因讨论最多的是货币深化和高储蓄率（不在本文讨论）。但对于当局而言，所谓的白用白不用，只要不通涨，对经济发展当然是正面的。但发行货币得到的铸币税并不是没有限度的，目前是否到了货币总量和CDP之比率的临界点，尚不清楚，但目前现实印证货币超发已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果，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尚无法走出“菲利普斯曲线”之门，也没有走出蒙代尔－弗莱民模型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货币独立三项目标激化当前国内社会矛盾汇率稳定货币独立人民币走强会挫伤出口企业存款 当通货膨涨来临后，就需要提高名义工资，而名义工资提高后，税制又需要调整，然后要又来讨论个税问题，实际上只是再玩一次数字游戏。另外，也要注意，不会被私人部门扩张所抵消的财政扩张，所带来的对资源类需求的增加，会影响总需求的增加，也会成为通货膨涨加速器。 解放前期的通涨，使我国成为世界经济世上少数有记载产生过恶性通货膨涨的国家之一。我们应当以史为鉴，通货膨涨对我们来说也许不只是老虎。通涨正当关，阵痛亦难免。既要治理通货膨涨，又要维持GDP产出，又要维持出口，实证证明，这是不切合实际的。全球视角下，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齐头发展是一国走向全球化的基石，而提高央行独立性已是一种国际趋势。但“重商主义”思维今天在我国依然盛行，重产业弱金融它并不互合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利益，及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对我国影响深远。 2011年4月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