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神初振的初唐诗供参考学习.docVIP

一、风神初振的初唐诗 文史述评 初唐的诗歌创作，主要是以唐太宗及其群臣为中心展开，一开始多述怀言志或咏史之作，刚健质朴。贞观诗风呈现宫廷化倾向，这与受南朝文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太宗李世民是个爱好文艺的君主，现存的太宗诗里，感时应景、吟咏风月的多达五十馀首。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贞观诗坛后期，出现了一位重要诗人上官仪，形成一种“上官体”。上官体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音响清越，韵度飘扬，有天然媚美之致，体现了一种较为健康开朗的创作心态和雍容典雅的气度，成为代表当时宫廷诗人创作最高水平的典型范式。在唐诗发展史上，它上承杨师道、李白药和虞世南，又下开“文章四友”和沈佺期、宋之问。上官仪对诗歌体制的创新，冲淡了齐梁诗风的浮艳雕琢，但缺乏慷慨激情和雄杰之气。 王绩是诗风较为独特的一位。他的诗歌创作，是以其冷眼旁观世事时化解心中不平的方式，创造出一种宁静淡泊而又朴厚疏野的诗歌境界。 真正能反映社会中、下层一般士人的精神风貌和创作追求的，是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四杰”大都生于唐贞观年间。四人的创作个性是不同的，所长亦异，其中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五律。但他们都属于一般士人中确有文才而自负很高的诗人，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积着不甘居人之下的雄杰之气。“四杰”的创作活动集中在唐高宗至武后时期，当他们以才子齐名出现于文坛而崭露头角时，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 杨炯在《王勃集序》中强调作诗要有刚健骨气，这是当时诗风变革的关键，也是以“四杰”为代表的一般士人的诗风与宫廷诗风的不同所在。“四杰”作诗，重视抒情一己情怀，作不平之鸣，因此在诗中开始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气势，有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 相对于歌行体而言，当时渐趋于成熟的五言律，因追求对偶的整齐和声律的谐调，常表现出一种感情的相对稳定。但是，“四杰”所写的五言律，尤其是王勃和杨炯的五律，也透露出一种非常自负的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这主要反映在他们羁旅送别之作和边塞诗中。“四杰”的送别诗，于伤别之外，尚有一种昂扬的抱负和气概，使诗的格调变得壮大起来，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就是“四杰”送别诗中最有名的一首。 五言律在宫廷诗人手里，多用于唱和和咏物，而到了王、杨时代，创作题材已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如杨炯的《从军行》。杜审言现存的２８首五言律。他在五律方面的成就已超过了杨炯，使五言律的创作首先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杜审言最有名的五律，是他早年在江阴任职时写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把江南早春清新秀美的景色写得极为真切，由此引起的浓厚的思乡之情，全融入明秀的诗境中，显得极为高华雄浑。五律的定型，最终是由宋之问和沈佺期最后完成的。他们因文才受到赏识而选入朝中做官，他们有较为充裕的时间琢磨诗艺，在诗律方面精益求精，回忌声病，约句准篇。 在五言律趋于定型后，杜、李、沈、宋等人即成功地把律诗的粘对法则应用于七言体诗歌，完成了七言律诗体式的定型。各种律诗体式的定型，为诗歌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陈子昂是一位对唐诗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诗人。复归风雅，是陈子昂振起一代诗风的起点。陈子昂又是个具有很浓政治色彩的诗人，借《感遇》来恢复风雅比兴美刺的兴寄传统，使诗歌创作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干预现实的作用。壮伟之情和豪侠之气，是陈子昂诗歌创作的个性风采，也是他倡导的风雅兴寄中能反映一个时代士人精神风貌的新内容，被称为唐诗风骨的东西。提倡风骨和兴寄，对于当时诗风的变革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陈子昂较早地在创作中体认到这一点，并有十分明确的理论表述。 张若虚是初、盛唐之交的一位诗人，大致与陈子昂等人同时登上诗坛。他的诗仅存两首，但一篇《春江花月夜》，就奠定了他在唐诗史上的大家地位。这是一首长篇歌行，采用的是乐府旧题，但作者已赋予了它全新的内容，将画意、诗情与对宇宙奥秘和人生哲理的体察融为一体，创造出情景交融、玲珑透彻的诗境。 诗体浅说 诗的种类 关于诗的种类，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唐诗三百首》的编者把诗分为古诗、律诗、绝句三类，又在这三类中都附有乐府一类；古诗、律诗、绝句又各分为五言、七言。这是一种分法。沈德潜所编的《唐诗别裁》的分类稍有不同：他不把乐府独立起来，但是增加了五言长律一类。宋郭知达所编的杜甫诗集就只简单地分为古诗和近体诗两类。 从格律上看，诗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近体诗又称今体诗。 从字数上看，有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还有很少见的六言诗。唐代以后，四言诗很少见了，所以一般诗集只分为五言、七言两类。 古体和近体 古体诗是依照古代的诗体来写的。在唐人看来，从《诗经》到南北朝的庚信，都算是古，因此，所谓仿照古代的诗体，也就没有一定的标准。但是，诗人